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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达昌几次签字，就可以批准挪用1000万美元的公款，而且，这钱是由省财政担保借来的。按规定该笔款项是不能动用的，但副省长一道手谕就可以打破常规。显然，这种权力滥用，光靠监督是解决不了的，必须靠制度制约。
■张之俭
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4日对四川省人民政府原副省长李达昌涉嫌滥用职权一案公开宣判，以滥用职权罪一审判处被告人李达昌有期徒刑7年。（4月5日《潇湘晨报》）
高官因腐败获罪，李达昌不是第一个，也肯定不是最后一个；他不是问题最严重的，也不是最轻的。但是，一个博导副省长居然也会犯下这样的错误，他的问题还是引来诸多感慨和声声叹息。受教育水平如此之高的人，为什么还会犯这么严重的错误？
教育、监督、惩处是纪检工作的三大法宝。我们常说，教育使人不想贪，监督使人不能贪，惩处使人不敢贪。现在看来，光靠教育是解决不了问题的。一个有着博士生导师身份的副省长，所受教育之多，至少从学历上来讲，可以说是无出其右了，理应对人生有更高层次的洞察，有更强的道德约束能力。然而，在权力、金钱和亲情面前，他依然不能免俗。讲来讲去，还是一个老问题，人是靠不住的，关键是要靠制度。
就本案而言，在制度建设方面，一是要限制权力。中国官员权力过大，并且缺少必要的监督和约束。副省长的权力之大更不用说了，李达昌几次签字，就可以批准挪用1000万美元的公款，而且，这钱是由省财政担保借来的。按规定该笔款项是不能动用的，但副省长一道手谕就可以打破常规。显然，这种权力滥用，光靠监督是解决不了的，必须靠制度制约。
二是要有更多刚性的监督。虽说省人大可以行使监督的权力，但实际上省人大对此毫不知情，直到李达昌出事，才晓得有这笔钱。不要说不知道，即便知道，人大也可能因为种种原因而保持“沉默”。真正要使监督起作用，除了人大监督之外，还应该有体制外的监督。这就需要更多的公开，需要刚性的预算（现在除中央的预算外，省以下的预算刚性不足，随意性很大）。财政运行的不公开、不细化，损害了国家利益和群众利益，最终也害了领导干部。
“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一个又一个李达昌使我们感慨不已，一个又一个李达昌前仆后继。什么时候我们才能真正解决好这些问题，使国家和群众利益不再受损，使李达昌们不再犯错，这才是我们应该认真思考并加以改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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