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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曾预测，按照当时的速度，中国外汇储备余额超越日本位居全球第一，可谓指日可待—短短两个月后，这一预言就成了现实。近日有报道称，截至2006年2月底，我国外汇储备余额达8537亿美元，而根据日本财务省公布的数据，同期该国外汇储备为8501亿美元，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外汇储备国。
按照简单的二分法，任何事物总有利弊互现的两面，但在此问题上，当前渐成共识
的看法是，外汇储备增长过快，也是国际收支不平衡的反映，是长期以来鼓励出口、鼓励外商直接投资和外汇政策“宽进严出”取向的结果。中国应以政策调整来促进结构调整，逐步实现国际收支平衡。
作为治本之策，这也正是我们所主张的，但这需要时间。按照央行行长周小川的观点，仅实现贸易基本平衡，可能就要2至3年时间。因此，在这一过程中，适时适当地推行一些可以立竿见影的举措，既可纾缓眼前的压力，亦可为下一步更为根本性的变革作出准备。
变“藏汇于国”为“藏汇于民”就是这样的举措之一。作为历史的产物，上世纪90年代后期，由于存在本币贬值预期，加之外汇储备不高，国家为控制汇率风险而采取了严格的资本、外汇管制，限制外汇资本流出以及各市场主体的外汇持有量，从而将大部分外汇资源集中于国家。很显然，这种制度框架在当前储备大幅增加，本币升值压力持续不退的情况下，已然没有存续的必要。
在“藏汇于国”体制之下，市场主体大量合理的用汇需求被强行压制。虽然说，国家可以采取一些疏导的办法，将部分外汇用于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性任务，如体制转轨中的成本支付，社保体系的建立健全，海内外重大基础设施、自然资源、科学技术、紧缺人才的投资需求等等，但从根本上说，这些政府主导的行为并不能替代微观主体在市场经济中的基础性作用，来自民间的持汇、用汇热情理应得到必要的正视和满足。
但这又确实是个不断变化的反复博弈。在当前形势下，由于人民币升值预期仍然处在较高的位置，因此，不少企业、个人倾向采取“资产本币化、负债外币化”的做法。换言之，如果不能以有效的配套措施激活市场潜在需求，仅有政府“藏汇于民”的思路，仅靠简单地推行企业意愿结汇及放宽银行结售汇头寸限制，很难取得预想中的效果。
因此，在这个问题上必须根据形势变迁下大决心及时调整。只要维持人民币资本项下有限兑换这一前提，成熟市场中的各种衍生产品都可以大胆引进、积极试点，各种外汇管理政策也应该本着正常看待企业“走出去”的原则进行调整。总而言之，在整个资本项目逐步放开的整体战略之下，相关部门应以加强对跨境资本流动的监测和管理来应对未来可能发生的游资大规模外逃，而不是一味因噎废食堵住所有出口了事。
归根结底，这还是一个金融开放的先后次序问题。我们认为，在当前人民币升值压力居高不下，外汇占款严重干扰货币政策的独立性与有效性的情况下，仍应坚持将汇率放开留置到所有金融管制解除之后。为了实现这一点，按照“先资本流入、后资本流出，先直接投资、后证券投资，先资本市场、后货币市场，先股票市场、后中长期债券市场”的步骤，逐步增加资本项目自由度，既是可行的，也是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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