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夏金彪
当年带着11只试管独自来到河南上蔡，从而使因卖血而感染艾滋病的文楼村为世人所知的武汉大学中南医院贵希恩教授并不希望媒体把焦点集中在自己身上，他希望媒体更多的去报道艾滋病。
记者是在3月29日的“辉瑞——世界健康基金会湖北省艾滋病教育培训项目”的启动仪式上见到他的，他将参与一个由辉瑞公司资助12．5万美元支持世界健康基金会在湖北省随州、浠水、巴东、大冶等10个艾滋病高发区对基层医务人员进行跟踪培训的项目。
基层医生是防治艾滋病的薄弱环节
“《条例》（《艾滋病防治条例》的简称）已经从3月1日开始正式实施了，但防治艾滋病的任务仍然很艰巨。特别是基层医生的素质和责任心需要提高。艾滋病高发区的基层医生急需培训。”贵希恩教授告诉本报记者。
据了解，《条例》使防治艾滋病的工作取得了显著进步。该《条例》强调了政府的防艾职责；确定了“降低艾滋病危害策略”，如安全套推广、行为干预等；并以“四免一关怀”政策为基础，增加了对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病人的治疗救助内容。
“虽然《条例》明确了艾滋病人的权利，但歧视却不可能就此消失。”据贵希恩教授介绍，一些艾滋病产妇由于害怕受基层医院歧视，不敢说出其是ＨＩＶ病毒携带者的事实，不利于艾滋病防控。
本报记者在随州采访艾滋病人时也了解到，一些地区虽然规定了不允许当地医院拒绝收治艾滋病产妇，但医院向艾滋病产妇多收取所谓一次性用品的费用，加重了艾滋病产妇的负担。按照《条例》规定，艾滋病患者有健康、非歧视等权利，但目前，基层医生有形、无形的歧视导致艾滋病的防控处于不利地位。
“虽然政府颁布了‘四免一关怀’政策，但如何在基层落实好，还有许多问题需要解决。”担任家庭健康国际（中国区）主任的程峰博士告诉本报记者。据程峰介绍，虽然政府规定抗艾滋病病毒治疗是免费的，但由于该项治疗不像其他医院的药品治疗能给医生带来效益，如何保证医生的积极性依旧是个问题，“一些医生只是把免费药品发放下去，对患者是否按规定用药并不监督，导致患者产生耐药性，也影响了治疗效果。”
防治艾滋病需要大力发展民间组织
我国政府早在2003年就开始提出并实施了“四免一关怀”的政策。该政策规定：所有自愿接受艾滋病检测的人员可得到免费匿名咨询和初筛检测；对艾滋病患者的遗孤实行免费上学；对艾滋病综合防治示范区的孕妇实施艾滋病咨询、筛查和试验抗病毒药物的治疗；将生活困难的艾滋病患者纳入政府救助范围，给予必要的生活救济。
据了解，在此《条例》中，也明确以“四免一关怀”政策为基础，增加了对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病人的治疗救助内容。此外，针对基层领导对艾滋病防治工作重要性认识不足的状况，规定了在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宣传防艾的职责，如宣传不力将被作为违法行为查处；将防艾知识纳入中小学有关课程；规定所有公共场所必须放置安全套或设置发售设施等等。
目前，宣传教育和行为干预等预防措施是控制艾滋病最有效的策略和手段。面对日益绵延的艾滋病流行形势，我国政府针对不同的高危人群采取了不同的干预措施，并投入了大量财力，2005年中央财政艾滋病专项防治经费已经达到八亿元。
“政府越来越重视艾滋病防治，在各大城市开展了100％安全套推广，并且对吸毒人群开展美沙酮维持治疗和针具交换。但要落实好，还需要发挥民间组织的积极作用，开展如‘爱国卫生运动’式的社区动员。”程峰博士认为。
上海社科院艾滋病社会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夏国美教授也认为：通过民间组织对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病人和受影响群体的介入，将对艾滋病防治发挥积极的作用，也有助于减少侮辱和歧视，提升艾滋病防治工作的有效性和恰当性。“因此，艾滋病立法应当明确民间组织的活动规范，主动引导和支持民间组织的发展，把民间力量真正纳入国家应对艾滋病挑战的总框架中。”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