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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最近陆续闭幕的各地“两会”上，“幸福指数”成为一个被频繁提及的话题。细读各地政府工作报告和“两会”的议案、提案，人们发现，各地在制定新的发展规划、指标时出现了一个耐人寻味的变化：与人民生活息息相关的各种问题越来越占有了更加重要的地位，“国计”更多地、也更密切地围绕“民生”展开。
比起从前我们用GDP、物价指数、社会治安评估等各类具体的数据而言，幸福指数最
大的特征有二：一是概括性，即居民对各类与自身生活状况和生活环境有关的一切条件的总体性感受；一是评价主体的归位，即这种指标的表达权在民众而非官方。
随着科学发展观的树立，幸福指标将取代传统的GDP发展观，GDP不再是社会经济欢乐祥和唯一的调料。这种转折不仅体现了半个世纪以来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同时也反映了作为对发展实践一种反思结果的发展观的阶段性特征，而这一切反映在有关发展理论和发展决策的学科角色上，则是表现为从经济学主导的时代过渡到综合性学科的时代，而且正进入一个人文学科大显身手的时代。
曾几何时，对一些官员来说，GDP是图腾，是一切，是发展的全部，是政绩，也是他们晋升的“硬杠杠”。而许多地方官员为了追求这个被经济学家誉为是“20世纪最伟大的发明之一”的数字，常常是从省里开始开会，一直开到县里，层层往下压指标，不惜欺上瞒下，弄虚作假。
这方面最典型的，当数原安徽省副省长王怀忠。据统计，王主政阜阳期间建造的一系列“政绩工程”，使阜阳市到期财政负债达20多亿元，相当于目前财政可支配收入的5倍，至少透支了阜阳未来10年的财力。这样低效率的“政绩工程”为何频频出现？对此，经济学家吴敬琏一语中的：“就是因为过去的发展观出了问题，不是科学发展观，是GDP崇拜。”
正是基于对以独尊经济指数或“GDP崇拜”为特征的发展观的检讨，中央政府提出了科学发展观的宏伟目标，放弃了以“经济增长”为核心的传统发展观，而倡导一种综合取向的发展观，强调把社会的全面发展作为发展的最重要目标。而“幸福指数”作为检验政府工作的终极标准，意味着“以人为本”正在真正成为政府的核心执政理念。
作为地方官员不仅要关注百姓的物质富裕，还应该关注百姓的精神需求，给他们提供施展自身才华和体现生命价值的舞台。老百姓的幸福指数高了，这个地方的干部政绩就上去了。科学发展观要体现出“幸福指数”，这将是摆在中国所有官员面前的一个新课题。
作者单位：新疆石河子市西三路毛纺织总厂
张富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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