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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发芾
辽宁省鞍山市国税局公务员李文娟，因实名举报当地国税局存在人为减免和少收企业巨额增值税的现象，两度被拘留，最后以“举报上访扰乱罪”送劳动教养。李文娟的举报，没受到任何部门的保护，反而给自己和家人带来了灾难。（3月28日《新闻调查》）
李文娟举报，出于两个原因，一是她的正义感，另一是她对于《宪法》和法律关于举报权以及保护举报人的规定的深刻信赖。然而，正是由于《宪法》的公民检举举报权没有详细的实施细则的规定，使她的举报权落空，承担了绝不应该由她承担的苦难。
李文娟采取了实名举报，但实名制实在是靠不住的。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领导和单位，一般来说都有复杂的关系网络，有相当灵通的消息渠道。一旦单位和单位的领导知道自己的职工举报自己违法乱纪，哪有不打击报复的道理？即使是匿名举报，被举报者也很容易排查出真正的举报者，打击报复也不可避免。这种打击报复不但来自举报者本人供职的单位，甚至会来自被举报人结成的各种关系网络。
如果有一种制度，对透露举报人信息者课以严厉的法律责任，则可能会隔断有关人员向被举报人通风报信的通道，举报人多了一道安全保障；如果对于打击报复举报人者，予以法律严惩，自然也会制约被举报人的行为。而鼓励公民举报，就一定应该有相应的办法保护举报的公民，这也是法律伦理的必然要求。然而在我国，对举报人的保护要么仅仅是字面上的条文，是一些无法实施的空洞的原则，没法落到实处，要么连纸面上的条文都没有，还是一片空白。
无论《宪法》还是其他一些法律甚至党委纪检文件中，都有保护举报人的规定，这些规定对于举报人无疑是一种巨大的鼓舞和信心，它打消他们的后顾之忧，使他们义无反顾地检举违法乱纪现象。但是，虽然举报人对于《宪法》和法律具有这种乐观的信心，但因为没有具体实施细则，则这种规定实质上成了陷举报人于万丈深渊的巨大陷阱。如果人们知道这些规定都是不起作用的或者作用甚微，那么，谁还会主动选择举报尤其是实名举报呢？正如李文娟所说，如果她当初知道举报带来的代价是如此之高，她就不选择举报。
李文娟相信《宪法》赋予的检举权，相信法律和政策信誓旦旦的保护举报人的规定，却落了这样一个下场。大家都觉得她太傻了，太不值了。人们的看法也许是对的。人们自然不是说李文娟的正义感是傻的，而是说她轻信了纸面上的根本无法落到实处——甚至连纸面上也没有的保护举报人的规定，她轻信了一种根本保护不了自己的制度。这就是她的傻处。但是，她的傻，折射出的是社会法律制度的缺失，尤其是法律伦理的缺失：法律鼓励人们去举报，但举报人却要自己冒巨大的风险，承担巨大的代价；举报人受到打击迫害，法律却又无力救济！这不是法律在诱人入陷阱么？
因此，需要的是立即建立和完善举报人保护的法律实施细则和制度，避免善良的公民因为遵照法律而受到惩罚的法律不道德事件的重演。如果没有这种细则，那么，《宪法》规定的公民检举权就处于悬空状态。而且，这种事实上得不到保护的检举权，会成为诱致公民落难的巨大陷阱。这无论如何是不公平的。长此以往，人们一旦认识到这种权利并不能真正有效，聪明的人就绝不会为了大家的事而冒如此巨大的个人风险，违法乱纪者就会更加有恃无恐，人们对法律的信心和信任就会荡然不存，法律的道德正当性也将丧失殆尽，社会正义就不能得到伸张，而邪恶将会主宰社会的每个角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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