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鄢烈山
我早就想写一篇质疑“理性”的文章。
心理动因是对趋时的观念和自我吹嘘的广告词的警惕。写过《强势、主流、高端以及……》和《“建设性”是嘛玩艺》之后，我就想对许多媒体竞相标榜的另一个口号“理性
”找碴。
之所以久未成文，是因为：我一直觉得，“理性”这个旗帜在当下的语境中，正面的作用大过负面的作用。我乐于善意地假定提倡“理性”的人们，主要是针对多少年来我们的言说中的蛮不讲理、语言暴戾，比如著名的批判用语“用心何其毒也”和赞美辞“就是好，就是好”，还有传统的人身攻击、道德谩骂等等。这种种“非理性”的话语方式在今天网上的狭隘民族主义者和“粪青”中还在大量复制。同时，我也一直警惕着有人以“理性”为名来剥夺普通人的发言权：从民意表达上讲，“非理性”的观点也是一种社会现实的存在，就算它们是洪水猛兽，也应让它们释放出来，显性化；此即古人说的“防民之口，甚于防川”，今人所谓纸上“排气阀”。
“理性”与“建设性”一样，在一般情况下，是好词（这也是它们为什么会用来标榜的原因）；但是，它们一旦被用来做施于民众的“封口胶带”，那就是侵犯公民表达意见权利的恶词了。事实上，这两年总有那么一些“家”试图以“理性”来封大众的嘴巴。比如，不止一个两个的“主流经济学家”痛斥网民们“非理性”言论有碍于他们心中的“改革”。那么，有同样的担心，我为什么只“骂”了“建设性”而没有去分析一下“理性”呢？这是因为与“建设性”相对的是“批判性”（贬之则曰“破坏性”，说好听点是与“立”相对的“破”），而与“理性”相对的“非理性”一般是指“情绪化”（偏激、偏执、不过脑子，不愿正视现实等），而非其他。
其实，与“理性”相对的“非理性”，还包括很多别的内容，比如在文明国家合法存在的宗教信仰，甚至包括哲学和心理学上的“直觉”。去年“国学”大辩论的时候，我找来一本章太炎先生的《国学概论》读。这位国学大师毕竟是留日学生，对西方的思潮并不陌生。他在该书第五章《结论——国学之进步》中说，中国哲学要“以直观自得求进步”，且点明这个思想并非固守与讲求“顿悟”的佛教禅宗有渊源关系的“理学”（“心学”、“道学”），而是“近代法国哲学家柏格森渐注重直觉，和直观自得有些相近了。”可见，在19世纪后期成型的批判“理性主义”的思想流派之一“直觉主义”，在20世纪初的世界思想界已有相当大的影响力。
柏格森的直觉主义，是一种生命哲学，他反对理性主义，认为“绵延”和生命冲动是现实的生命活动和过程。他强调真理必须向内心寻求，而且必须用直觉去洞悉，用诗的语言来领悟。他的这些理论对学术的发展产生了广泛和深远的影响，以致有人说他“引起了一场哥白尼式的革命”。但是，通常，反对“理性主义”的人并不排斥理性，就像反对“科学主义”的人并不反对科学一样；人们并不认为理性与直觉是二元对立的。事实上，你上网输入“直觉主义”一搜，就有“数学直觉主义”、“直觉逻辑”等一系列关键词出现。
对哲学和心理学（更不要说逻辑数学了）我一窍不通，但凭直觉，我觉得人的直觉的形成，除了本能、悟性这些先天性禀赋之外，与后天生活经验的积累、文化环境的熏陶和下意识的思维训练有很大的关系。“卖油翁”的滴油不漏，优秀守门员的一球不入，看起来是凭直觉，但那是训练有素，绝对有理性的成分在其中。同样地采用陪审团方式最终诉诸直觉判同一个案件，全是欧美文化背景的团员与全是非洲文化背景的团员，判决结果可能大相径庭。这是讲直觉不排斥理性。反过来，理性又岂能排斥直觉？无数事实证明，至少到可以预见的将来，人类的理性与科学远远不能解释一切，更不可能操控一切。即便到达了理性和科学支配一切的“美丽新世界”，也未必是“我们”人类的福音（这句话两个引号内是两本小说书名，它们是值得一读的反理性与专制乌托邦的代表作）。
尽管自知哲学与心理学素养不足以讲清理性与直觉的关系，我终于忍不住要站出来谈论“理性与直觉”这个话题，是觉得有些学者欲以“理性”为工具来限制公众的言论自由（宗教信仰自由与我无关，且不论），话说得太离谱了！
比如，有位著名经济学家在《经济观察报》上发表《理性思考中国改革》一文，将“理性”的大旗抓得牢牢的举得高高的，仿佛这样一来他就可以所向披靡了。他所说的理性思考四点，什么“换位思考”、“可行性”、“向前看”，没有多少理论含量，这里不谈也罢，他讲的第二条关涉理性与直觉的关系，值得探讨。他的原话是：
“理性思考要求我们在评价一种变革和政策的优劣时，必须摆事实，讲道理，实证数据和逻辑分析相结合，而不能以感觉代替事实，用直觉判断代替逻辑推理。直觉对我们理解现象是重要的，但通常是不够的，如果没有严谨的逻辑分析，没有科学的理论指导，由直觉导出的结论可能是错误的。”
听起来说得似乎很全面，实际上却是在强调理性、贬低直觉。后一句“如果……，由直觉导出的结论可能是错误的”，似乎很谦逊很客观，然而，是否可以仿造一句“逻辑分析对我们理解现象是重要的，但通常是不够的，如果……，逻辑分析导出的结论可能是错误的”？承认两个“如果”都成立，岂不是在讲正确的废话？其真意就在强调理性的重要，直觉的不可靠。
这是一件很奇怪的事。一个据说主张改革计划经济旧体制、致力于市场经济新体制建设的信奉“自由主义”的经济学家，居然这么推崇“理性”，瞧不起直觉判断！因为，按照我们这些非经济学家的常识，计划经济的鼓吹者才是最信奉理性的，主张全社会的经济运行都要由政治精英和技术专家们设计好，由他们来调度一切；而信奉市场经济原则，则主张由“看不见的手”发挥其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后者更相信普罗大众的直觉，即人的逐利本能、供求关系决定的价格对生产的引导和调节等“自发势力”。这些所谓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当然比我们更早地了解Ａ·哈耶克的思想，不待这几年的中译就读过他1952年出版的《科学的反革命——理性滥用之研究》（译林出版社，2003）。哈耶克这本书就是为批判“唯科学主义”和理性至上的思维方式而作的，有时他也称之为“工程师思维类型”。在批驳唯科学主义立场的傲慢时，他说：“当人们沿着一条给他们带来巨大胜利的道路继续走下去时，他们也有可能陷入最深的谬误。”哈耶克将最重理性的“工程师”和商人对立起来，他笔下的这种对立，实际上是指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的对立——在他看来计划经济思想基础就是唯科学主义，就是对理性的迷信和滥用。
不谈学理，从历史和社会知识角度看，我们的经济学家也该知道，演员出身的美国总统里根（以及追随他的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当年之所以能极富魄力地改弦易辙推行保守主义（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所谓“里根革命”包括大幅度降低税率，刺激私人投资；大幅度削减政府开支，主要是削减社会福利），仰仗的不是基于什么“实证数据和逻辑分析相结合”的理性，而是敏锐的直觉和卓越的远见。在当时一些专家学者看来里根不懂经济，不学无术，是误国殃民；而事实却是，从1983年初开始，美国经济峰回路转，一举走出七十年代的“滞胀”困境，取得了连续6年高速增长的成就，里根也以绝对优势赢得连任。这是讲直觉的价值，当然凭直觉办事可能有成功也可能有失败。同时，这段历史并不能作为“力排众议”搞个人专断的范例，因为里根的方案，是照例经过辩论，得到国会两院批准的，仍是民主的产物。
对我们的著名经济学家讲这些常识不是很可笑吗？我也觉得很可笑。旅美学者薛涌说他搞不懂中国的自由派学者为什么那么反感公众特别是网民们七嘴八舌；我也搞不懂他们为什么这么不顾常识地推崇理性。大概是他们自我感觉太好，容不得别人不敬他们这些最有理性的精英吧。
经济学思想（经济学家）的谱系很复杂，具体到每个人就更复杂了，不是我能分析清楚的。我写这篇类乎读书随笔的文章，本不是要品评某个经济学家，只是为了捍卫四大自由之首——作为普通公民发表言论和表达意见的自由，作为公民参与改革进程的这类公共事务的权利。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