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扩招引发的教育公平问题

　　■热点分析■金钢

　　随着近几年的高校扩招和就业形势的日渐严峻，教育公平成为了人们高度关注的问题。

　　扩招无疑带来了更多的教育机会，从这种意义上说，扩招对教育公平具有一定的积 极作用。然而，总量的增长并不必然意味着资源的合理分配和公平状况的改善，“总量排序”容易掩盖总体之下不同群体间的巨大差异。比较东、西部地区，其教育的发展即有着极大差距。2004年，上海、北京的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分别达到55％和52％，进入了高等教育的普及化阶段，而西部省份，如贵州、云南却还在10％左右徘徊。不同地区间高等教育毛入学率的巨大差距，反映出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不平衡，突显出教育的不公平，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思考。

　　我国高校扩招的现状

　　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统计，1998年全世界适龄青年的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为18．18％，其中发达国家为40．12％，发展中国家为14．11％，而我国1997年仅为7．16％。由精英教育进入大众化教育，进而实现高等教育的普及，是高等教育发展的规律和社会发展的必然选择，也是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当务之急。

　　因此，我国从1999年开始对高等教育实行大规模扩招，当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159．68万人，比1998年增加51．32万人，增幅达47．4％。2000年，招生220．61万人，比上年增加52．79万人，增幅达31．45％。2001年计划招生250万人，比上年增加29万多人，增幅达13．6％，实际招生人数268．28万人，比上年增加47．67万人，增长21．61％。这三年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高等教育发展最快的时期，招生人数和在校生数三年翻了一番。1999年1月正式发布的《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和1999年6月发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规定，到2010年我国高等教育入学率接近15％，进入大众化阶段。

　　时隔不到两年，在2001年3月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纲要》中又提出，到2005年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力争达到15％左右。大众化的目标提前了五年。根据2003年全国普通高等学校招生计划工作会议上的报告，“2002年，我国普通高等学校招生320．5万人。截至2002年秋季，全国各类高等学校在校生已达1600万人，比1998年翻了一番多。高等教育毛入学率由1998年的9．8％，提高到15％，历史性地跨入国际公认的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

　　那么，高等教育扩招是否能够促进

教育公平？从1999年开始实行大规模扩招至今，我国高等教育的公平状况发生了怎样的变化？下文将对这些问题作出探讨。

　　教育公平度量指标的提出

　　由于我国的教育统计资料和相关数据的缺失，按照现成的研究方法，各级学业成就指标、阶层差异等指标都无法计算，因而按照这种方法在目前情况下很难对教育公平做出全面、准确的度量和评价。下面笔者提出了一个反映阶层公平性的ＩＥＱ指标，对教育公平进行了度量。

　　根据罗尔斯（Ｊｏｈｎ Ｒａｗｌｓ）的公平三原则，在教育总量扩大的前提下，只要教育机会与资源的分配适当地倾向于弱势群体则可认为有利于公平，而均等分配则认为公平。故以收入为标准划分社会阶层群体，根据我国统计年鉴的统计口径，将我国人群按家庭经济收入从高到低划分为八个层次：城市最低、低、中下、中、中上、高、最高、农村。这样的划分是符合我国的社会特点和文化背景的。相对于城市来说，农村属于弱势群体，所以将农村单列为一个阶层，这样的划分在模型中也可以体现出城乡的差异。对于城市，我国统计年鉴习惯划分为7个层次（2002年以后改为了五个层次，分别为最低、低、中、高、最高）。国外的相关研究确定公平的标准是：教育资源在各个层次间平均分配，即获得教育的机会在每个阶层都一样，我们就认为这是公平的。某个阶层所获的教育资源比重越大则表明增加的高等教育机会更多地分配给了该阶层，故可根据高校中各阶层学生分布情况的变化衡量公平性的变化。

　　由于高校中各阶层人数分布的数据不易获得，若采用问卷调查的方式所得数据又过于片面，因此这里采用各个阶层可支配收入中的教育支出差异来近似地作为划分各阶层的依据。各阶层家庭对孩子的教育支出差异即可看作各阶层生均经常性支出差异。一方面，义务教育阶段和高中阶段各阶层的教育支出差别也不大，教育支出差异主要来自于高等教育阶段；另一方面，在高校由于专业不同而学杂费不同的差异其实并不大，因此我们假设各阶层支出的差异主要来自各阶层中接受高等教育的人数差异。因此，教育支出的阶层差异近似地反映了高校中各阶层人数的差异，从而反映了高等教育的公平性。

　　为了反映各个收入阶层的受教育机会的差异，在数学上使用方差来刻画各个指标与均值之间的偏离程度，即各项数据与总体平均数之差的平方和。

　　建立不公平指标（ＩＥＱ）指数，首先统计各个年份每个阶层的教育经费支出平均额×ｑｔ，再计算其方差，得：

　　（ＩＥＱ为不公平指数；ｔ为年份；ｑ为收入类别，即阶层）

　　以四川省为例，笔者计算四川省的ＩＥＱ值这几年变化情况是：1996年为19168，1997年为30214，1998年为65158，1999年为121057，2000年为132642，2001年为185294，2002年为468918。可以看出，扩招后不公平程度的绝对数明显加大。同期全国平均教育支出扩大仅为两倍多，也就是说，即使是除以平均教育支出，相对不公平程度也加大了很多。

　　影响阶层公平的因素分析

　　根据以上分析，可以认为影响ＩＥＱ的因素均对阶层公平有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收费增加

　　高等教育扩招的同时，教育部还有另一项大的改革措施——教育收费的提高。据有关方面2003年的调查，高校生均经常性支出（包括学杂费和日常消费等支出）在1．2万元以上。而2003年，我国农村人均收入只有2622．2元，与高校生均经常性支出相差甚远，从而农村居民选择读大学的成本大大提高。与此同时，即使是人均拥有可支配收入8472．2元的城镇居民，同样也面临着很大的经济压力。

　　从1995到2001期间，我国高校生均经常性支出平均每年增长11．26％，学费却以平均每年23％的速度递增，超过我国同期经济增长水平和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实际增长水平。因而城镇居民用于教育的支出占其可支配收入的比例越来越大，随之给城镇居民带来的负担也越来越大。

　　由此看出，高校收费的大幅度提高，超过了低收入家庭的承受能力，出现了“读大学读穷”的现象。这势必对低收入家庭是否选择接受高等教育产生很大的影响。所以收费改革在一定程度上加深了高等教育的不公平程度。

　　（2）国家教育经费

　　1999年高校扩招以来，中国的高等教育进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阶段，目前在校的大学生已有2000余万，是扩招前的两倍多。而国家对高校的教育投入却没有同比例的增加，高校经费的增长明显不能满足学生人数增长的需求，高校学生人均教育经费愈来愈紧缺。生均事业费从1998年的6775．19元下降到了2004年的5552．5元。生均公用费用从1998年2892．65元降至2004年的2298．41元。生均事业费缩减和学生负担学杂费的增加是对等的。因而事业费缩减同样使得低收入人群接受高等教育的相对成本上升。

　　（3）失业人数增加

　　在越来越多的毕业生找不到工作的同时，扩招却使得更多的人获得了本科学历，待就业的本科生积压现象严重，失业率随之上升。截至2004年6月，本科应届毕业生就业率只有47％，待业人数增至69万。由于念大学存在成本投入和机会成本的浪费，很多人因为担心毕业找不到更好的工作，从而放弃继续就读一般高校，而是考取重点大学才选择去读。

　　（4）国家贫困生

助学贷款和助学金

　　国家助学金以及贫困生助学贷款，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低收入人群的支付困难。从上世纪末开始的助学贷款得到了很大的发展。但是面临还款率始终较低的困境，各大

商业银行对待此项业务越来越谨慎。助学贷款和助学金的总量明显不足，以及在各地区的分配不均使得教育的公平性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影响。

　　（5）社会经济总量

　　国外有些理论认为，宏观经济的走势会影响人们的预期，进而影响人们对教育的选择。而不同地区不同时期的人均ＧＤＰ反映一定的经济承受能力，从而影响家庭对教育的投入。

　　以上这些因素均对阶层公平产生影响。从这些方面看，在我国教育的阶层不公平有其必然性，是教育大众化进程必然伴随的问题。政府能做的就是在控制扩招力度的同时尽量扩大就业，加大贫困生救助，提供转移支付等等。

　　（作者单位：西南财经大学金融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