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现社会和谐的英国经验

　　剑桥大学教授琼斯——

　　■本报记者崔克亮

　　1770年代至1840年代，英国长期处于政治动荡和军事冲突不断的时期。与此同时，英国也经历了空前规模的城乡人口大转移和工业化。那么，英国政府是如何走过这一历程而 又没有招致社会崩溃或丧失政治权威的？

　　英国剑桥大学资深政治学教授加雷斯·斯特德曼·琼斯3月20日上午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06年会上就“农村发展与社会和谐”这一主题发言时，以上述设问抛出了足资当下中国借鉴的一块“他山之石”。

　　接下来，琼斯教授紧扣自己的设问娓娓道出历史原委。

　　早期土地占有权制度的资本主义倾向使农业生产率增速高于整体经济增速

　　1688年以后英国的政治和经济具有较大优势。议会成为最高权力机构，宪法对君主制作出了明确的限制规定。英国比世界其他任何地方都享有更独立的司法权和更广泛的公民自由，包括不受任意逮捕、言论自由、公正审判权、自由结社权。新教和君主立宪制成了爱国精神的基础，议会与地方不断协商制定的税制取得了广泛共识。

　　在维多利亚时代以前的英国，变化最明显的部门不是工业，而是农业和商业。有研究表明，1600年以后至19世纪的前30年，经济总量增加的主要贡献不是来自工业，而是农业，农业生产率的增长速度高于制造业或整体经济速度。

　　这种惊人发展现象的原因和时间目前仍不确定，但一般认为土地占有权制度早期明显的资本主义倾向是其最显著和重要的特征。在这种制度下，土地所有者、佃农和工资劳动者的作用得到了明确的区分。这种发展的法律工具早在1700年就已制定就绪。发展的两个主要方面：一是出现了土地租用制度，土地所有者和农民结盟共同开发土地，二是针对普通贫民的惯有权利统一使用普通法和成文法。

　　1688年以后政府十分强调“自由主义”，对中低阶层实行累退财税制度。富有的土地所有者和食利者有资金投资国债，成为该制度的主要受益人。为保持低的土地税，多数税收来自关税和消费税。这种税收转而为国债提供资金，这在许多方面是1688年革命带来的重要改革。

　　1750－1850年间，英国普通民众的生活水平没有改善，但也没有因动荡而迅速下降

　　自1760、1770年代，人们对腐败和专断的汉诺威政权开始日益不满。批评和动荡一直持续，不是因为詹姆士二世的威胁已然退却，而是因为政府的贪污腐败和寡头政治的特点日趋显现。政治精英们缴纳的土地税在税收中的比例由1696－1700年间的40％下降到了1791－1795年间的17％。但消费税——主要是“日常生活必需品”消费所缴纳的税占税收的比例却从29％上升到了51％。1688－1816年间，债务从不足200万上升到了834万。拿破仑战争期间国债占税收的比例（主要受益人是有地和有钱的精英）从税收的25％上升到了50％以上，供养穷人和军人家属的费用完全由地方政府承担。

　　在同一时期，选举制度越来越不能反映民意，因为议会的席位没有按照人口或经济资源的分布情况的变化而相应调整。

　　1750－1850年，英国普通民众的生活水平没有改善，但也没有因动荡而迅速下降，人口从1750年的不足600万发展到了1830年的超过1300万。这一点着实不易。

　　1750—1850年间的最显著特征不是生活标准没有提高，而是人均收入没有迅速下降。不仅新的工业城镇迁入人口的增加速度空前，18世纪城市迁入人口也持续增加。这表明1850年前的公共健康、贫民救济和犯罪等社会问题，都不是新兴工业区特有的问题，而是城镇入住移民人数快速增加导致住房、供水或卫生设施不足所带来的必然现象。

　　靠土地生活的人们，就业机会不断减少，即使在工资上涨的情况下，家庭收入一般也会下降。生活水平停滞不前甚至倒退，人们的积怨终于导致1831年英格兰南部爆发了农业工人起义。在工业方面，修订的物价系列表明工厂工资的增长要比预期的低，同时还被诸多城市弊病所冲淡。工厂工人的工资上涨被家政工人和独立工匠收入下降抵消。1760－1830年间工厂和车间的工作时间延长，而工厂使用童工直至1830年后未见减少。总的来说，1850年以前人均消费水平没有明显提高，而1850年的人均寿命还赶不上1581年的水平。有关数字也显示工业化早期年轻人的身高可能也有所下降。鉴于该时期强大的人口压力和整体经济的缓慢增长，这种突出的负面情形也就不足为奇了。

　　1870年代以后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对政府的积怨是如何被逐渐化解并最终消除的？

　　对于人民的不满情绪，政府的最初反应，特别是在战争年代，是靠镇压手段。1795和1801年的农业收成差，政府一改传统的对农村灾害的温情做法，转而采取较严厉的态度，最终导致1834年《新济贫法》的诞生。由于担心秘密团体煽动政治叛乱，1795年严格限制结社自由，1799年禁止行业协会，最后在难以控制的工业城镇驻扎卫戍部队。

　　到1815年以后，人们陷入更深的痛苦。政府不得不遵照自己的承诺取消战时所得税，但却更加依赖累退性间接税收。同时政府通过1815年颁布的极端保护主义的《谷物法》，凸显了政府牺牲普通纳税人的利益为地主阶级提供特权的不良形象。中等阶级和工人阶级，以及不满的乡绅们都日渐形成共识：税负沉重不堪，以及1819年返回金本位制对就业和借款人造成的损害。广泛存在的社会不安的根本因素体现在行政权被滥用、税负严重不均、国债规模过大以及贪污受贿和利益保护。这些抗议最终导致1819年发生在曼彻斯特圣彼得广场的彼得卢屠杀，当时的集会没有指向现代工业中新兴贵族的暴政统治，起因是人们抗议再次肆意征收的间接税。

　　宪法改革由反对派辉格党1832年上台后最终进行。改革废除了衰败选区，重新分配了议会议席，剥夺了教堂的特权，改革了法律，封闭式自治机构被市议会替代。但这些改革仍不足以平息民怨，《谷物法》和其他不平等的间接税制仍然存在。

　　皮尔（Ｐｅｅｌ）领导下的保守党政府必须做出决定性措施证明现行宪法体系可以消除税收不平等，只有这样才能消除暴乱的威胁，主流社会和政治秩序的内在仇恨才会逐渐化解。皮尔再引入所得税，大大减少“人民生活必需品”的消费税并废除了《谷物法》。政府明确不再牺牲财产较少的人群利益而给予有产阶级特权，也不再偏袒某个财产所有群体。同时，国家还努力打造政府和议会的公正形象，政府要无私地提供服务，议会要公正地审计财政支出。

　　在19世纪剩余的时间里，社会战争隐患退回到了消失点。格莱斯顿秉持的财政原则摆脱了“旧腐败”的幽灵。到1867年，大多数男性工人阶级都获得了选举权。1870年代，犯罪和违法行为比例开始下降，这种现象一直持续到1960年代。自1970年代起，人们的生活标准和平均寿命明显而且持续改善，同时生育率下降，实际工资增长。进一步说，1870－1914年间土地精英手上的权力开始分散，而土地价值占国民财富的比率从25％降到了8％，英格兰东南部的土地租金下降了40％。这在相当程度上也应归功于皮尔1846年废除了《谷物法》。

　　如果说政府1815年以后的政策变化就实现了社会和谐，这样说未免夸张。直至两次

世界大战时工人阶级和多数中等阶级对政府和国家的猜疑仍然根深蒂固。但至少从1850年代起，对阶级特权、不平等、压制和腐败的仇视不再从政治体制外诉求，而是从体制内斗争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