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惕“新读书无用论”席卷农村

　　农民家庭及其子女出于对目前教育“投资—收益”的考虑，无奈地选择了“读书无用”。近年来，“新读书无用论”在广大农村已呈蔓延之势，如何妥善解决这一问题，“平民教育”或许能给我们找出答案

　　■本报记者庞皎明

　　2006年3月18日，星期六。小杨睡到了中午才慢悠悠地从床上爬起来，她这天的安排比较简单：下午出去逛逛街，晚上则想躺在床上看看英语书。

　　小杨在长途电话里向中国经济时报记者表示，从重庆到武汉打工的这段时间里，星期六是她惟一能够休息的日子，平时则要在酒店里边“忙个不停”。小杨抽空看英语书是出于惯性，因为几个月前，她还是一名面临高考的高三学生，但她现在已经放弃了。

　　在小杨的家乡，放弃参加今年高考的并不只她一人。根据重庆市涪陵区招生办公室的调查统计，该区今年有541名考生放弃参加高考，超过了高三应届学生的10％。

　　涪陵区招生办公布的“2006年部分高三学生放弃参加高考的情况”里，说明了这些学生放弃参加高考的理由：弃考者多是农村学生，大学学费太高、毕业后工作难找是主因。

　　“家里供不起，高考有何用？毕业了不一定能找到工作，上大学又有什么用？”小杨在电话里反问，她告诉中国经济时报记者，在跟她一样出身农家的同学当中，这种想法已经不值得惊奇——就算考上大学，家里也要背上一身债，毕业后能否找到一份工作更不得而知。在这样的前景预测之下，小杨选择了打工。

　　与小杨一样，很多农民家庭及其子女出于对目前教育的短期“投资—收益”的经济学分析，无奈地选择了“读书无用”。近年来，这种被称为“新读书无用论”的风气，在广大农村已呈蔓延之势。

　　“读书无用论”卷土重来

　　与1970年代前后产生的“读书无用论”相比，如今的“新读书无用论”有新的内涵。以前的“读书无用论”主要是指知识受到猛烈批判，社会上出现学生不愿上学，认为“知识越多越反动”的思潮。

　　自改革开放以后，“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知识改变命运”已经成为社会的广泛共识，如今认为“读书无用”的人也并没有对知识持强烈排弃的态度——在对接受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的看法上，他们持消极的看法，通过对读书的短期投资与回报的简单分析，学生或者家长做出了“不读书”的选择，这大概就是目前逐渐形成风气的“新读书无用论”的内涵。

　　近年来，“新读书无用论”在报端经常出现，简单回顾一下媒体对农村出现的“新读书无用论”的报道，会有助于理解这一风气的蔓延情况。

　　2001年2月26日《中国青年报》报道，在湖南省的一些乡村，初中生辍学现象严重。“因新的‘读书无用论’思想和家长陈旧思想观念影响而辍学的占30．7％”。

　　2002年5月8日《北京晨报》报道，福建省的一些地方，农村中学生辍学率一直居高不下。学生“厌学”率的升高，已占总辍学率的80％左右。而学生“厌学”问题的背后，也能找到“读书无用论”的影子。

　　2003年11月20日《人民日报》报道，辽宁省农村一些中小学教学质量低下，每年能考上大学的人很少，很多学生感到希望渺茫。由于目前大学的收费较高，大中专毕业生不包分配，工作难找，当地农村学校辍学问题相当严重，“读书无用论”的观念正在农村地区滋生蔓延。

　　2004年2月17日，《中国青年报》报道，安徽省多处地方的农村出现“读书无用，打工有理”的风气，“新读书无用论”影响严重。

　　2005年11月9日“新华网”报道，河北省的一些地方，初中辍学率竟达到近90％，“新读书无用论”在农村已经抬头。12月30日《新华每日电讯》报道，江西省鄱阳县的几名女生在“新读书无用论”的影响下，放弃学业外出打工。“读了书也是为了出去打工，还不如现在早点出去找工作”是她们放弃学业的理由。

　　2006年3月12日《长沙晚报》报道，湖南省一些乡村深受“新读书无用论”的影响，出现家里“有大学生不再是荣耀”的现象；3月17日，《中国教育报》的报道也表明，湖北省部分农村“读书无用论”正在悄悄抬头，中小学辍学现象有所反弹。

　　在今年“两会”上，全国政协委员、青海省政协副主席鲍义志就曾直言，“读书无用论”在贫困家庭，特别是在农村地区重新抬头。全国人大代表彭富春也指出，“我们强调人才强国，但忽视了人才强农。农民子弟读书只是为了读大学。如果他们考不上大学的话，那么就认为读书无用。”

　　让农民“砸锅卖铁”的教育

　　“一个农村孩子如果考不上高中，只是完成了九年义务制教育回到村里，他九年里学的东西几乎都没有用。这是‘新读书无用论’有市场的根本原因。”十届全国人大代表李明豫曾如是分析。

　　农民的孩子就算能顺利考上大学，其付出的成本在短期内也未必能够收回。“孩子书读得越多，家庭经济状况就越差；供养大学生越多，其家庭就越贫困。”鲍义志认为，高投入、无回报的“高等教育大众化”，出现了大学生“毕业等于失业”的就业形势，“读书无用论”的抬头与此有直接关系。

　　中国经济时报记者在采访时了解到，“高投入、零回报”（短期）的教育现象，被农民称之为“砸锅卖铁”的教育或“倾家荡产”式的教育。这种对教育的投入，囊括了九年义务教育及高中教育和高等教育。

　　鲍义志介绍，近年来，我国高等教育改革的主要特征是收费大幅度上涨。全国高校生均学费已经从1995年800元左右上涨到了2004年的5000元左右（进入新校区的学生的学费大约在6000元）；而1995年至今10余年间，国民人均收入却增长不到4倍。2004年我国城镇居民年平均纯收入和农民年平均纯收入分别是9422元和2936元，以此计算，供养一个大学生，需要一个城镇居民4．2年纯收入，需要一个农民13．6年纯收入。

　　中国扶贫基金会2005年发布的《中国优秀特困高考生调查报告》则显示：如果按照每名贫困大学生每年平均支出7000元计算（含学费、生活费和住宿费），一个本科生4年最少花费2．8万元，相当于贫困县一个农民35年的纯收入。

　　2006年2月，零点调查与“指标数据网”共同发布的《2005年中国居民生活质量指数研究报告》结果表明，教育花费已成为城乡居民致贫的首要原因，特别是农村家庭，教育花费是他们的头号家庭开支。

　　在这种现实面前，很多农民的孩子不得不选择了辍学，而能够考上大学的农村学生，除了其家庭难以承受学费的压力之外，就业的门槛还横亘在他们的面前。据北京大学高等教育规模扩展与毕业生就业课题组，针对2003年度全国高校毕业生就业状况的一项调查显示，不同阶层子女受高等教育后的结果不平等：父母社会地位愈高，权力愈大，社会关系愈多，动员和利用这些资源为子女求学和就业服务的权力就愈大，“出身农村家庭的大学生就业更加困难”。

　　“毕业生就业难的现状使农民家庭和子女看不到希望。”十届全国人大代表、民盟青海省专职副主委兼秘书长程苏如此评价，近些年来，大学生就业难的问题日益凸现，尤其是大量农村籍大学生无法就业，不但给政府和社会造成极大的压力，而且，由于接受高等教育未必能在短期内改变农村籍学生的命运，使得家长的积极性严重受挫，子女的厌学情绪日增——“高投入、零回报”的教育，助长了“新读书无用论”的蔓延。

　　“新读书无用论”的背后

　　“把教育的责任归于学生和家长，而把真正的责任者掩盖起来。”北京理工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所长杨东平教授认为，近些年出现的“读书无用论”责任主要在国家。

　　杨东平分析，应试教育把农村学生赶出了学校，同时，农村学生升高中的比例太小，教育投入不足导致教学物质基础缺乏等因素导致了农村孩子辍学严重。

　　教育专家向中国经济时报记者分析，从经济学的“投资—收益”视角考虑，“新读书无用论”在农村蔓延的背后，主要涉及三方面的原因：第一，九年义务教育并未得到真正落实；第二，高等教育发展畸形；此外，跟农村家庭及子女自身的情况也有一定关系。

　　从全国预算内财政性教育经费占ＧＤＰ的比例来看，2002年为3．32％，2003年为3．28％，减少了0．04个百分点，2004年更是锐降到了2．8％，呈连续三年下滑之势。而这样有限的财政投入，也明显偏向城市，导致乡村教育举步维艰。

　　在这一前提下，乡村学校一方面难以落实九年义务教育——从而直接导致在义务教育及高中阶段“新读书无用论”的滋生。农村学生就算考上了大学——除了要承受高等教育高昂学费所带来的压力，也要面对残酷的择业考验。

　　根据国家教育科学“十五”计划课题“我国高等教育公平问题的研究”课题组，于2005年发布的研究结果表明：随着高等教育规模的扩大，高中教育发展的不平衡和滞后，成为影响高等教育机会获得的瓶颈。20世纪90年代以来招收的新学生中，农村学生的比例呈下降趋势。来自农村的大学生主要分布在非重点的地方院校，他们在择业时显露出明显的劣势。

　　2月27日，教育部新闻发言人王旭明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教育部旗帜鲜明地反对教育产业化，教育产业化已“如同过街老鼠一样，没有市场了”。

　　然而，3月6日，王旭明根据两会期间针对代表们反映的“上学贵”的问题时却如此回复：“人们对学费问题应当转变观念”，在市场经济时代，“非义务教育阶段的教育已经成了家庭的一种消费，既然是消费，就要根据自己的经济、智力、实力来选择”。“北大、清华这些优质教育资源是有限的，自然比较贵，不是所有人都消费得起的。”王旭明如此表示。王前后两次表态的强烈反差，激起了民意的反弹。

　　除了因国家财政投入不足，导致城乡教育发展不平衡，教育产业化使农村学生未能享受到平等的受教育权利而激发“新读书无用论”外，还有其他的原因。

　　“农村出一个大学生不容易，一般都是农村学生学习的榜样，如果他（她）不能就业，对农村中学生以及家长精神上的打击是令人担忧的。”共青团中央大学生就业“彩虹工程”办公室主任郭松分析，现在的“读书无用论”反映了农民这个群体对我国高等教育改革的失望。绝大多数农民和低收入者内心是渴望孩子读书出人头地的，但当他们面对着高额的教育代价以及暂时的“零回报”时，很容易在农村孳生“读书无用论”。

　　治本之策是实行平民教育

　　“新读书无用论”在农村的回潮，不得不使人们对国家的教育产生疑问。在今年十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记者招待会上，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回答香港《文汇报》记者提问时如此坦言，“我最觉得痛心的问题是在我这三年的工作中，还没能够把人民最关心的医疗、上学、住房、安全等各方面问题解决得更好。”

　　而在回答新华社记者有关教育问题的提问时，温家宝强调：

　　“教育是现代化国家的基石。国家的发展最终要靠提高全民的素质。我们已经在全国建立了巩固和普及义务制教育，大力发展职业教育和努力提高高等教育的格局。我们要使这三个方面都有所成绩。在这里我特别想强调一下平民教育问题。因为世界上绝大多数人都是平民，平民的素质关系到一个国家整体国民的素质。我们有13亿人口，9亿农民，平民的比重更高。我们之所以把义务教育和职业教育放在重要的位置，就是要使教育成为面向平民的教育，从而使人人能得到教育。”

　　什么是平民教育？温家宝并没有更多的阐释。然而，这并不妨碍人们对“平民教育”的理解。被誉为“世界平民教育之父”的中国著名教育家晏阳初先生，曾对“平民教育的意义”做过这样阐述：

　　平民教育的信条，是“努力于教育机会的平等，使人人所蕴蓄的无限能力都有发展的机会。”平民教育的目的是教人做人。做一个有知识力、有生产力、有公德心的“整个的人”。要造就整个的人，须有三种教育：1、文字教育——民智；2、生计教育——民生；3、公民教育——民德。

　　在“

十一五”规划中，政府明确了“坚持教育优先发展”的原则，中央政府决定，到2007年，使全国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都能享受到“两免一补”政策（免杂费、免书本费，补助寄宿生），保证不让一个孩子因为家庭困难而失学。力争到2010年在全国农村地区全部实行免费义务教育，2015年推及全国。

　　除了加大对义务教育阶段的财政投入力度以外，国务院已决定，“十一五”期间中央财政对职业教育投入100亿元，重点用于支持实训基地建设，充实教学设备，资助贫困家庭学生接受职业教育。

　　“欲谋国家发扬光大，惟有推行平民教育之一法。”晏阳初先生当年的宏论，能否使政府对当下农村“新读书无用论”的蔓延找到解决的答案，对厘清如一团乱麻的中国教育找到治本之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