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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春三月，乍暖还寒。太阳懒洋洋的温暖刚刚铺进山西祁县乔家堡村，街边的生意摊有的还没支起来，乔家大院就迎来了接踵摩肩的参观者。
但，留连在院落门庭、翘瓦飞檐间的目光，却分明并不仅仅是想一睹晋商盛极一时的生活府邸，眉目颦蹙间，探寻的是那每扇厚重的门后所隐藏的惊心动魄的创富故事……
大院与“海内最富”
跨入乔家大院一个个院落一间间房舍，你不仅仅会为这座非比寻常的豪宅所凸显的精巧建筑工艺所折服，更会为主人当年所达到的极盛财富叹为观止。
六个大院，20个小院，313间房屋———占地上万平方米的“双喜字”格局的乔家大院，是经过清末民初160年间的4次扩建才最终形成于如今这种封闭式的建筑群，而每一次修建和扩建，也都代表着财富的累积和生意的兴盛。
“没有钱是修建不了这样的住宅的，而晋商‘落叶归根’的传统思想，也让他们辛苦在外赚到银子之后，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拿回老家修房造屋。”武殿琦，祁县县志办主任，晋商研究者，他觉得，无论是建筑风格，还是建造工艺，乔家大院都堪称是晋商府邸的代表，而且蕴含着晋商的风骨与财富品格。
按导游小姐的介绍，乔家大院的主要房屋都是单坡顶，而且坡面向内，这样的话就使外墙高大雨水都向院子里流，也就是“肥水不流外人田”，而屋脊两端都用吻兽，虽然很铺张，但脊兽却都是闭着嘴的，含义财不外露。而整个乔家大院的堡墙高达10多米，厚3米，也是他们对自己财富的一种捍卫。
其实，不独乔家大院，在山西，特别是行商最发达的祁县、太谷、平遥三地，辛勤而富庶的晋商们一生的辉煌尽皆浓缩在他们的居所。
晋商有多富？“海内最富。”武殿琦说。史料显示，1822年，当时中国最著名的文化思想家龚自珍在谈到山西的富庶时，就用了这个词———海内最富。
而称得起“海内最富”，就得经得起两个考验，一个是固定资产，当时，乔家、渠家、王家、冀家等等差不多固定资产都得有三五百万、六七百万、甚至上千万两白银，二是他们的流动资金也很丰厚，也各有上千万两白银。再加上他们的铺面、生意、货物以及做不出统计的其他商家，那将会是一个怎样的财富惊艳呢？
贫穷与重商之风
“历史上，这里曾经是个贫困而多灾的地方，正是由于地少人多，种地不能养活那么多的人口，经商才成了活命的惟一出路。”武殿琦说，这些显赫的商人家族，当初也是因为贫困，不得不“走西口”，大多做些小商小贩买卖，像电视剧里乔致庸的爷爷乔贵发，甚至连小贩都算不上，是靠卖苦力，给别人拉骆驼为生。
山西有多穷？
清朝，山西一个读书人在谈到山西时曾痛心疾首地说“无平地沃土之饶，无水泉灌溉之益，无舟车渔米之利，乡民惟以垦种上岭下坂，汗牛痛仆，仰天续命”。大同的地方志甚至说大同地区“岁丰，亩不满斗”。
“士农工商，商排在最后，社会地位最低。可见，山西人也是被逼无奈才做起商业一行。”武殿琦解释说，不过，晋商之所以能成为几大商帮之首，能将生意做得像天那么大，也是有着他们独到的优势的。“山西处在交通要道，素有‘川陕通衢’之称，凡是这些地方到北京都要经过太原府，所以这里的消息比较灵通。而且，交通要道上，商业一般都会很活跃。”武殿琦认为，除了吃苦耐劳，诚信经营，这些也是成就晋商的客观条件，而且，最重要的是，明代以后，政府逐渐改变了抑商政策，重商之风渐兴，山西人以经商为荣的风气也开始形成。“清末之时，祁县有60%的家庭都有经商的经历，这些人要么是自己当东家，要么给别人入股银，或者在店面里当掌柜或是伙计。”
在电视剧《乔家大院》里，乔致庸曾经说过，他要做“天那么大的生意。”而这“天大”的生意也真的在晋商手中实现了。
清代初期，山西商人的货币经营资本逐步形成，不仅垄断了中国北方贸易和资金调度，而且插足于整个亚洲地区，甚至把触角伸向欧洲市场。
电视剧中，从乔致庸北上恰克图，南下武夷山就可以管窥出晋商脚步。而今，我们依然还可以看到当年晋商活动的印证：甘肃的老西庙、新疆的古城塔，昆明金殿的铜鼎、江苏扬州的亢园、安徽亳州的花戏楼，大都是山西商人创建的；著名的贵州茅台酒是1704年山西盐商雇杏花村汾酒厂工人和当地酿造工人共同首创的。
而以山西商人字号命名的城市街巷，至今犹存：张家口的日升昌巷、包头的复盛西巷、外蒙古科布多的大盛魁街、呼和浩特的定襄巷、宁武巷等等，山西商人经商的地域之广，人数之多，确实是相当可观的。
票号与晋商极盛
平遥古城，西大街。
屋宇连绵，高墙森严，精雅与肃然间，让你感觉到一种特殊的风骨。日升昌、蔚泰厚……这个当年票号云集的地方，不宽的街道上印着深浅不一的车辙痕迹，也许，那就是来自全国各地，驮载着金银，驮载着风险与荣耀的马车留下的印迹，并且见证着当年的风光与沧桑。
“晋商的鼎盛，最辉煌的标志，应该是票号的兴起。”武殿琦说，最盛时期，全国有53家票号，祁、太、平三县就占41家，而且资本雄厚，网点众多。“从1823第一家票号日升昌诞生，到1952年乔家的大德恒票号关闭，山西票号营业的时间是最长的，有100多年。”而且，武殿琦还表示，在正式的票号出来前，还有一些货庄在兼营票号的生意。
票号，有人将它称为中国现代银行的乡下祖父。全国第一家票号———日升昌，就诞生在平遥，由西裕成颜料铺改建而成，而促成这种新金融形式出现的殊荣则是由雷履泰完成的。
雷履泰是西裕成颜料庄的掌柜。西裕成颜料庄是一家自产自销、产销兼营的颜料手工作坊，总号设在平遥，分号在北京，资力雄厚、规模较大。当时山西平遥、介休、祈县、太谷等县商人，也在北京开设各种分号。随着生意越做越大，分号与总号，分号与分号以及商号与客户之间的大宗买卖越来越多，每逢年终结账，都要给老家捎回银两，这时，由镖局押运现银费时、费钱且不安全的弊端日益凸显。有人和雷履泰商议，不从北京往老家捎银两，而是将现银交给北京西裕成颜料庄，由雷履泰在北京写信给平遥，人们持雷履泰的信至平遥西裕成颜料庄取现银，这样便省却雇镖费用。
先是在朋友、亲戚、同乡间，后来要求汇兑的人越来越多……雷履泰感到有利可图，于是向东家建议改建日升昌票号。
日升昌票号业务红火，其他晋商也纷纷效仿，票号很快就在平遥乃至山西发展了起来。
山西票号极盛时期是从1900年-1910年，那时候大的票号存款七八百万两，小的有二三百万两。
十九世纪，很多西方国家驻华领事在商务报告中都提到了山西人开设的金融企业———票号。驻汉口的英国领事说，“汉口商人与外埠业务往来多由富裕的山西票号占先，它的作用几乎与英国银行一样。”有人甚至说，山西票号实际上是清政府的财政部，由此可见山西票号当年的辉煌。
战乱与晋商衰落
然而，正像《乔家大院》中乔致庸所言，“我挣的这是什么钱？是拿中国的银子给外国人，我挣钱还能挣多久？”
武殿琦说，山西票号的极盛之时，也是它衰落之始。“那时候，庚子赔款就是让山西票号解兑的，所以当时票号的利润才那么高。”而这之后，票号也迅速走向了崩溃。
“内乱、外患不断，给了商业很大的冲击再加了自身的原因，晋商也慢慢地走向了衰落。”武殿琦遗憾地表示。
山西省政协主席张正明也在他的《晋商兴衰史》总结了晋商衰落“外患内忧”———
鸦片战争之后，外国资本利用其在中国攫取的经济特权，挤压中国工商业者，使中国的手工业、商业蒙受了重大损失。晋商垄断长达200年之久的恰克图对俄贸易，就由于沙皇俄国资本主义侵略的影响一落千丈。
1914年俄国发生内战，在俄山西商人损失银达数百万两；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后，在俄山西商人资本被没收。1924年蒙古成立共和国，山西商人在蒙资产全部丧失……
而清政府繁重的课税、频仍的捐输以及将商人视为“可啖之物”的勒索等，也构成晋商走向衰落的一个重要因素。
此外，近代铁路、海运的发展，也使山西商人利用驼、马、车走蒙古大漠的商路大受影响。
而除了外因，晋商衰落也与自身息息相关：
晋商藉明朝统治者为北方边镇筹集军饷而崛起，入清后又充当皇商而获得商业特权。这就决定了当封建政府走向衰亡时，山西商人也必然祸及自身。
此外“以末致富，以本守之”的传统观念，也束缚了晋商的发展。这可从“山西人大褥套，发财还家盖房置地养老少”的民谣中可窥一斑。
而墨守成规，思想保守，以致四次失去票号改革机会，则让晋商最终失去昔日光辉。
本报记者：王荣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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