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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黄杨 孙汝祥3月16日北京报道“我们越来越认识到，中国将更多依赖内需的增长而不是出口来维持经济增长。”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约瑟夫·斯蒂格利茨今天在北京如此说。
今天在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两会”解读会上，约瑟夫·斯蒂格利茨教授作题为“论中国的‘十一五’规划：迈向市场经济的又一大步”的演讲。他说，虽然美国的政
治家谴责中国造成美国的巨额贸易赤字，但美国今天的贸易赤字源于国内储蓄太少，家庭的储蓄为负和巨额财政赤字。中国的作为，至少在汇率方面，并不会显著影响美国的国内投资和储蓄，也就是说，中国的行为不会影响美国的贸易赤字。不论对中国采取不公平贸易政策的指控是多么没有道理，真正的政治问题是中国将继续处于压力之下，所以转向内需对中国来说是明智之举。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认为，中国参与了所谓“卖主融资”——向美国提供制成品，同时还以低利率贷款给美国数千亿美金用来支付购买。
他说：“如果中国可以提供卖主融资给美国从而支持对全世界最富国家的富人减税，那么难道提供卖主融资给国内消费和投资以维持增长不是更明智吗？当然，如果这样做，必须慎重选择投资项目，根据偿付能力提供购买房产和耐用消费品的贷款，还必须要有良好的法治基础和信用文化来保证贷款能得到偿还。”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同时提出，资金只是抑制中国国内消费的因素之一。中国在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社会保障体系被弱化了，有时弱化得比市场保障体系建立的速度还要快。把企业与社会服务的供给等同起来是错误的，即使在美国也出过问题。同时，农村健康和教育服务的退步不但对生活在那里的人们的福利产生负面影响，也提高了储蓄的动机。家庭必须存钱支付子女未来的教育费用和防备突然的医疗需求。建立覆盖全国的，特别是农村地区的强大的公共医疗体系，可以减少谨慎性储蓄。建立强大的国家社会保障体系可以减少退休的谨慎行储蓄。建立强大的国家失业保险体系也可以减少谨慎性储蓄。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建议，中国要把握平衡。在西方，有人担心过分强大而设计不合理的公共保障体系导致了储蓄的减少和激励的减弱，中国可能是另一个极端。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说，中国在鼓励国内消费中的问题是其他国家羡慕的，中国应该抓住机会利用其独特优势。比如，覆盖所有商品的增值税是很有好处的，投资也不例外，不但管理简便，而且能带来高财政收入，换言之，获得同样收入的税率可以更低，额外的公共收入在中国现在的发展阶段上是很有价值的。在西方，通常主张政府采用基于消费的增值税，因为政府试图控制消费增加投资，但这在中国不是一个问题。中国不应该过度依赖增值税，因为这是一种累退税；考虑到中国不平等的加剧，应该采取累进税和对高收入者的消费品征重税。
“中国‘过度储蓄’的问题会很快消失，中国届时应该准确好调整政策；今天推出的政策应该具有很大的灵活性，以便随着经济的需求改变而相应调整。”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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