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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建国
据3月15日《南方都市报》报道，随着深圳市四届人大常委会第五次会议闭幕，《深圳经济特区改革创新促进条例》正式获审议通过。自此，国内首部改革创新法正式出台，也意味着从此深圳改革创新出现失误，将可能免予追究。
改革创新需要自由的思考，需要标新立异，当然有一定风险，为了不让主持创新的官员们丧失改革激情，用法规的手段对在“秉公改革”中犯错的官员进行保护，这无可厚非。但我觉得，这种做法是一种犯错后的被动式补救措施，如果我们在该条例中引入民主决策理念，使这种保护的关口前移，不但可以避免或减少改革创新中的犯错，甚至会出现犯错了也无需担责的局面。
我们首先要搞清楚改革创新的性质。创新不可能绝对正确，不可能不失败，失败本身不是错误，这是一般的常识。但是，这种法则更多的是针对学术、科技等个人或民间领域的创新，这类创新即使失败，那也是他们个人的失败，与政府无关。而改革创新却是由某个或某些具体官员主导的，是一种政府决策行为，两者之间最大的不同，就是学术、科技创新纯粹是个人或小团体独立思考的产物，这种思考越是与大众逻辑相悖就越可能有价值；但改革创新几乎正好相反，它的目的是为公众服务的，必须与公众呼声相呼应，越是与普通公众的意愿相吻合，它才越是有价值；如果它失败了，这是政府决策的失败，是以公众的税款为代价的！
因此，学术创新可以一个人关起门来拍脑袋，但改革创新却不能。那么，要想保护主导创新的官员，首先要使改革创新具有合法性和科学性。要做到这一点，将民主决策的完整程序引入改革创新过程是惟一举措。笔者没查到已经通过的《条例》，但最后提交的草案中，有关民主决策的部分是这样说的：“市政府应当建立改革创新公共信息平台，为公众参与改革创新提供便利”。我觉得这很不够。民主参与不是笼统的提倡，必须由完整的系列程序和或完善的机制来保障，不但需要信息平台，还要有各种声音的博弈平台、实施过程中的监督平台、有公众参与的评估平台、处罚平台等。如果没有这些，民主决策就无法落实。
也许有人会说，改革创新是高智商的活动，只有政治、经济等精英人物才能胜任。这是一个很大的错误。改革开放后涌现的“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够伟大了吧，够成功了吧，可它却来自安徽农村的几个农民之手；市场经济体制这个创新带来了近代工业的发展和物质文明，但它也不是某个专家、官员发明的，而是许多不知名的小工厂主、商人在无意识中摸索出来的，亚当·斯密等学者的贡献，只是起了个总结、“拔高”的作用而已。
最最重要的是，如果官员们主持的改革创新是按照“搜集民意、形成思路、拿出方案、向社会公开、组织听证、交人大讨论批准、形成法规”这一整套民主程序形成的，这就成为辖区内全体公众的集体智慧，实施时失败的几率就会很小，即使真的失败了，公众也没有理由让哪个官员来买单，因为这是大家的错，只能总结教训，从头再来。当然，也就不存在免责不免责的问题了。否则，公众不但要向犯错的官员追究责任，还会质疑为其免责的法规的公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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