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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嵎生
今年是“中印友好年”，也是21世纪中印关系向纵深发展的一个新的里程碑。只要双方继续以大局为重，排除干扰，二战后中印友好关系的第二个高潮就会到来。
中印民族复兴的“共性”和“新时代现象”
“中国速度”和“印度速度”的经济发展和成就，已引起全世界的关注。现在已经没有多少人怀疑，中印两国都在按照自己的方式实现伟大的民族复兴。国际上舆论赞之者众，毁之者寡，在不同程度上感到不安、担心乃至恐慌的也客观存在。中国和印度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它们的“民族复兴”，“异军突起”，本质上完全不同于历史上帝国的兴衰。
在帝国主义时代，一个“兴起的帝国”，势必要向衰败的帝国挑战，要求重新瓜分势力范围，而“衰败的帝国”必然要“守成”，矛盾难以调和，对抗和战争也难以避免。那是“旧历史现象”。
在目前和平、发展与合作的时代，发展中国家的兴起，虽然也挑战一些不合理的旧秩序，但要求的主要是“国际关系民主化”，以及“平等的伙伴关系”。这同过去帝国的兴起性质完全不同。中国和印度走的都是和平发展道路，只会给国际社会带来巨大的机遇，而不是威胁，更不是灾难。这是一种“新时代现象”，同“旧历史现象”不可同日而语。
对这两种“现象”的不同认知，反映了两种不同的思维。一种是陈旧的冷战思维，一种是新世纪和平、发展与合作的新思维。中印在深化“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过程，完全可以携手合作，以一种崭新的思维，以及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实践，共同面对世界，应对消极舆论，
中印外交的“主旋律”比较协调，且有“异曲同工”之妙
中国和印度都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共同缔造者之一，也是万隆会议十项原则的主要参与和制定者。这是两国外交大方向“一致”的方面。
中国和印度，一个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一个奉行不结盟政策。这是两国外交上的某种“异曲同工”之处 。目的都是维护主权和独立；寻求和平，反对战争；主张平等互利、互谅互让。过去五六十年来，虽然有关政策受到过某些质疑，出现过这样那样的问题，毕竟都经受了考验，坚持下来了。
印度非常看重与美国的合作，在争取“入常”问题上，在发展核能方面和军事现代化方面，都很需要美国的支持；在经济贸易方面，也很需要日本。冷战结束以来，美国和日本拼凑“亚洲小北约”，拉印度入伙，以牵制和包围中国。但印度外交的基本方向并没有因此而动摇。印度一些有影响的人士说，印度的ＤＮＡ不允许它变成像日本或英国那样的处于从属地位的盟友；也不会为了实现别国的战略利益而损害与中国的友好关系，更不会牺牲自己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印度今年1月份进行的民调显示，印度有72％的民众认为，印度的确需要美国人的钱，需要美国的支持，但强调必须保持自己的尊严。这种民意，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着印度目前处理印美关系的基本态度。
我国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的内涵也在不断丰富。我国不仅需要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还希望营造一个和谐的国际社会。现在需要认真把握中印关系“主旋律”的大局，更加积极主动地深入发展两国新建立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两国“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呼唤互谅互让和优势互补
中印两国社会制度不同，发展模式不一样，文化历史背景差异也不小，加之边界问题还没有解决，矛盾是客观存在的。但两国都是发展中大国，都面临民族复兴的历史使命。双方的共同利益远远大于分歧，合作大大多于竞争。历史使命呼唤两国排除障碍，消除分歧，并驾齐驱。
两国之间，除了边界问题需要本着互谅互让精神、按照双方已达成的“政治指导原则”耐心探讨和寻求出路外，从中国方面来说，不仅要着力开展两国经贸合作，促进文化教育和学术交流，还要在思想认识和媒体报道方面注意一些带有负面影响的问题。
目前，国际上对印度有褒有贬。有的根本瞧不起印度，发表长篇文章论证印度“不是世界大国”。我们有的主流媒体十分欣赏，连续登载。这是不利于两国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既有伤印度人民的感情，也不完全符合事实。
国际媒体还有一种动向值得警惕。它们着力渲染印美战略合作关系是“抗衡中国的最佳筹码”，说布什总统日前访问印度的目的之一，就是“试图说服印度与美国联手牵制中国”。不仅如此，它们还“解读”印度同中国邻国发展关系的意图，“引导”读者相信，这一切都是为了牵制和对付中国。我国媒体对此本可以在报道中“淡化”，客观一些，但前些时候，我国有些媒体突出转报，这同样不利于两国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中印两国各有许多可取之处，值得互相借鉴和学习。印度在国际金融和市场经济方面的经验比中国丰富；在信息技术方面，印度软件产业也领先于中国。印度的外语人才也远比中国普及。十几年来，印度的经济发展，年增长率一直保持在6％－7％左右。实际上，中国和印度各有优势和问题，完全可以取长补短，互利合作，共同发展和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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