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陈宏伟
吴瑞林等30余位十届全国人大代表，再一次提出了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法》的议案。
早在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期间，吴瑞林等代表就曾提出《关于尽快制定＜中华人
民共和国土地法典＞的议案》，并由大会交人大环境资源委员会办理。当年年底，人大环资委以即将修改《土地管理法》等为由答复容后再议，以致未能列入当期立法计划。
“20年前颁布、于1987年、1998年作部分修改的《土地管理法》新一轮修改至今未见端倪，且《土地管理法》不能代替《土地法》。目前我国的土地现状更为迫切地需要土地根本大法的尽快出台。为此再次提出《土地法》立法动议。”吴瑞林代表在议案中说。
在这份题为《关于再次提请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法〉》的议案中，吴瑞林等人用少见的浓墨阐述了制定土地法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议案说，土地是构成国家的三大要素之一。我国有960万平方公里的陆地，500万平方公里的海域及其领空。当前钓鱼岛、台湾、澎湖列岛、东沙、西沙、南沙群岛和其它数以千计的小岛和海域，相邻国家常怀觊觎之心，为维护国家领土主权，保卫和行使管理权，应有一部《土地法》加以阐明。
从土地生态环境保护的迫切性角度而言，面对我国生态环境日益恶化的现状，制定《土地法》“不仅有其必要性，而且有其迫切性”。以往法律重在调整人与人的关系，以维护人的权利义务为主，乃将民法定为基本法；而今法律还要重在调整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为保障人类生存安全，应将《土地法》定为基本法。
议案称，制定《土地法》符合落实科学发展观。土地利用必须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利用。人口、资源、环境协调，才能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与构建和谐社会的协调发展，才能使生态良好，人民生活富裕，保证一代接一代的永续发展。我国土改后，发扬农民互助合作个体经营积极性与后来强化的集体经营积极性，这两个积极性是完全可以统一的、逐步发展的；但当时人的主观意志却把它孤立分开，说前者是资本主义，后者是社会主义，进而把这两种积极性对立起来而上升为两条路线的斗争。在人与自然关系方面亦是如此：历史上99．99％的年代人与自然是和谐的，而此时却把它说成是对立的，于是发动群众“征服自然”，强调人定胜天，于是森林草原湖海遭到严重破坏，环境恶化直接威胁人类生存。时至今日，应该猛醒，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制定《土地法》以保护土地资源、生态环境，使当代人及子孙万代能在土地上安全、健康生存。
议案说，土地法权具有双重性：按自然法则行使的主权性权称为土地地权，按社会经济规律行使的财产性权称为土地产权。地权由国家行使，产权由利用主体行使。这两项权力和权利是同时并存于一块土地上。但自然规律与经济规律并不是天生协调的。两种规律有统一的一面，也有矛盾的一面。其主导一面是自然规律。所以行使土地产权必先服从地权。由于行使土地产权是以服从自然规律为前提，协调这种权力与权利关系才是先进的土地产权制度。即《土地法》先要确立地权，然后明晰产权。也就是说，先将地权定位，然后产权才能到位。如此，双重权利并行不悖，有效地促进土地的可持续利用。
据悉，我国自古以来就有《土地法》，中国最早的《土地法》是德人单维廉起草的《青岛土地法》，这也是世界上第一部土地法。后来，孙中山提倡平均地权，民国政府于1930年制定《土地法》。中国共产党领导土地革命时期又先后制定《井冈山土地法》、《兴国土地法》、《中华苏维埃土地法》、《陕甘宁土地法》和《中国土地法大纲》等。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50年即颁布《土地改革法》，1960年代周恩来总理提出要制定《土地法》，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也提出“要尽快制定土地法”。1993－1997年的八届全国人大将制定《土地法》正式列入立法计划。1998年以修改土地管理法而中止。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