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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的工作像个鸡肋，但少了很多不确定性”。
35岁的贾略湘，语气平和淡然。他目前供职于路透国际通讯社，是一名中文财经咨询分析员。在这之前，他做了12年的证券分析师。作为一个圈内人，他几乎见证了中国资本市场诞生以来所有的大事件。
他说，现在回过头，以更加宽阔的视野来看证券行业，反而看得更清晰。
1993年，贾略湘刚从大学金融专业毕业，一头扎进了刚刚诞生的中国证券市场，在海南一家证券公司从事分析工作。那时的股市里，满是野心勃勃的人们，在股市淘金的同时，他们享受着坐“过山车”的快感。
“90年代中期，股票都涨疯了，那时没有涨跌幅限制，我最高一天赚40％，而我见过的一天最高涨幅是108％”。说起那个疯狂年代，贾还是略有激动。
到了1999年，股市出现“5·19”行情，股指自5月17日的1047点发起进攻，在短短的一个半月时间，上涨68％，1999年6月30日上证指数上攻至1756点。
与此同时，中国的经济仍然持续高速增长。
到了2001年6月，大盘冲高到了历史最高的2245点，人们开始幻想3000点，甚至是4000点，连一些著名的经济学家也在尽情鼓吹。人们幻想一夜暴富的美梦能够继续。
但股市却拐了个大弯，从此一蹶不振，下滑的走势再也无可阻挡。
“5·19行情，完全在政府的催生之下，为了完成国企三年改制任务，把大量不合格甚至是很烂的国有企业包装上市。目地无它，只是圈钱，监管层有意识把市场往上推，人为地造出的这个行情，甚至默许不合法的资金入市。”贾这样总结。
他那时已经察觉到股市基础非常有问题，但总觉得离自己不近，想捞完最后一桶金再走，“但楼建得越高了，就越发现基础的不牢”。
接下来漫长的5年熊市，让太多的投资者套牢，他们信心受到了巨大的影响，市场上出现愤怒的情绪，还有要求政府救市的情绪，要求弥补他们亏损的声音。每年的两会期间，“股市走势如何”为大众最为关心的问题之一。
作为证券从业人员，贾的日子也不好过。2003年，他跳槽到深圳一家著名投资公司做咨询师。那时股市持续低迷，电视里开始出现了“黑嘴”，公司让他也从事这样的工作，但被他拒绝了。他再次辞职，转投到中部一家著名的证券公司，继续做策略分析师。
但一年之后，他所在的证券公司危机爆发，所有被掩盖的问题都大白天下，“内部的消息是，包括挪用的保证金在内，公司资金窟窿为50个亿”。
“那时才感觉自己被欺骗了，才知道公司所宣传的诚信企业文化和它本身的所做所为是大相径庭。”
贾略湘对这个市场彻底失望了。
凭着在资本市场多年浸淫，和优良的外语，他成功转行。他所在的通讯社的财经咨询分析员一职，相当于财经记者。
回头再谈到这个问题，贾显得宽容，“也不能怪自己的公司，那个时候券商差不多都是‘坏孩子’，做‘好孩子’只能是先死”。
贾所在公司的问题，只是中国股市这些年来存在问题的一个缩影。实际上，在过去16年中，证券公司因为自营上违规，没有正规的融资渠道，大股东控制等问题，亏损关闭比比皆是。上市公司业绩造假，担保混乱，股东占款，治理不善等问题更是层出不穷。
“当我们观察中国的资本市场的时候，就像看一个西部的电影一样，你可以看到好人、坏人，这些好人、坏人在一起，还有英雄和流氓，大家都是有希望，但是大家都在互相之间较劲。”高盛集团（亚洲）董事总经理胡祖六这样评价道。
业内资深人士、中信证券董事长王东明认为，中国证券市场从诞生之初就是个畸形儿。他说，从资本市场设计之初，在制度上和结构上就存在着很多的缺陷，市场化的资源配置功能比较弱化，结构性缺陷和市场发育不好，在股票的反映，如非流通股和流通股之间的分隔，A股、B股、H股、法人股之间的分隔，在市场上只有现货，没有期货，只有场内的交易，没有场外的交易。资本市场法律的框架和监管制度规范难以执行到位。
扭曲的制度、孱弱的市场、伤心的人们，股市的规则不得不变。
2004年1月31日国务院发布了《关于推进资本市场改革开放和稳定发展的若干意见》，俗称“国九条”，“国九条”对发展我国资本市场的意义和路径进行了阐述，成为发展资本市场的纲领性文件。接下来，被人们称为奉行“无为而治”的中国证监会主席尚福林开始了大刀阔斧的改革。2005年4月29日，股权分置改革启动，资本市场在基础建设上真正开始了市场化。这是中国证券市场发展史上最大的制度变革。
因为股权分置改革，中国股市彻底推倒重来。
2005年在中国证券编年史上，将是浓墨重彩的一页。这一年出台政策之密集前所未有。监管层除了加大引进QFII力度，还颁布了《外国投资者对上市公司战略投资管理办法》，外国投资者可以对A股进行战略投资。对保险资金、社保基金、企业年金、基本养老保险金个人账户可以投资于证券市场，证监会分别发布了详细的政策条例，引导这数千亿的资金入市。
与此同时，券商综合治理问题正在解决，年内将基本完成，融资融券即将开闸。金融衍生品呼之欲出，市场多层次建设日趋完善，证监会对大股东占款问题也发出了最后通牒。
目前股改市值已经过半，改革在年内完成已无悬念。
从去年11月，股市开始了一波持续上行的行情，上涨达30％，牛市的迹象似乎显现。对中国股市一直持乐观态度的银河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左小蕾甚至预测：“雨过天晴的资本市场将告别初级阶段，开始开创中国华尔街的‘汉唐盛世’。”
不过，很多谨慎的声音是无法忽视的。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宋逢明认为，中国资本市场最根本性的问题在于对资本市场的功能定位不准确，股票市场的参与者在理念上存在着比较大的偏差，他们主要是投机于炒作机会，而不是投机于上市公司的资产质量，也就是说资本市场不能通过它的交易给上市公司的资产进行正确的估值，也不能通过它的定价机制实现优化的资源配置，这是最根本性的问题。
“我并不是说股权分置的问题不要解决，股权分置的问题解决的真正意义，如果它能够对改善公司治理起到作用，我认为这个改善是重要的，否则的话即使所有的股票都全流通了，中国股票市场的根本问题并没有解决。”
被称为中国风险投资之父的成思危也对近期股市的走势，表示了谨慎的乐观，他说，让股市上去关键有两条，一是上市公司质量很好，要有投资价值，二是要有更多的资金进入股市，但这要提高投资者的信心，要放宽资金进入股市的渠道。今年股权分置改革可以基本完成，但提高上市公司质量和进入股市资金数量，短期内是不容易的，所以今年股市只能是好转，“我是个审慎的乐观主义者，我不认为熊市很快会结束”。
股市3月7日近30点的大跌，似乎印证了一些人的担忧。
不过，经济学家的一个共识是，在不远的未来，也许10年或15年，一个健康的资本市场将对中国经济的持续繁荣发展，起到关键的助推器的作用。
“这是最美好的年代，这是最糟糕的年代？这是希望的春天，这是失望的冬天？”这是狄更斯在《双城记》中的设问，对这个问题，7000万中国股民有自己的答案。
谈到现在的这份工作，贾并不觉得很满意，但他说：“相比于过去在证券市场的跌宕起伏，现在安定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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