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机关单位退休的处级干部能拿到2000多元退休金，但从企业退休的享受正厅级干部待遇的却只能拿到1000多元退休金。这个分配方式有失公平。”在分组讨论会上，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副主任周可仁的发言引起了与会委员的共鸣。
———《中国青年报》
原四川长虹电子集团董事长倪润峰委员说：“一些老企业的工程师，退休金也只有五六百元。我退休了，退休金也不过1000多元。堂堂长虹集团董事长，按照现有政策，将来退休金也只有1000多元，这不仅和处级公务员不能比，和机关办事员甚至事业单位、垄断行业的一般员工也不能比。而一个企业老总和上述人员哪个贡献更大，我想这根本就没必要讨论。
在历史上，由于与计划经济相伴而生的低效率，使商品无法满足消费者的需求。在这样的背景下，政府财政资源向城市倾斜，向少数城市人口倾斜，使农村与城市形成了两个不同的系统———城市人享受政府的资源配给，而农村人则自给自足。而在改革开放之后，在物质产品极大丰富、国家财政大大充盈的情况下，我们在分配上，却不仅没有拆除城市与农村两大系统的隔离，却反而在城市中又衍生出“吃财政饭和“吃企业饭两大系统，进一步强化差别。就退休待遇来说，公务员和事业单位人员是由国家财政收入来支付，企业劳动者由个人和单位负责缴纳养老保险，退休后按社会统筹领取养老金。企业员工的退休金中，政府只是拿出了一部分的财政资金。从政府的负担责任来说，事实上形成了吃财政饭的城市人、吃企业饭的城市人、农村人这样层层递减的三个梯次。
过去有一个不成文的概念，物质资源的短缺，就只能照顾到少数人。而照顾少数人的最省事的办法，就是人为地划出三六九等。我们且不说眼下的物质资源是不是真的那样短缺，仅说我们的行政思路，就实在值得反思。退一步说，就算是国家财政资源真的还不够丰富，那么在分配方式上，就一定要按照“以单位划线，按城乡划线的简单化处理吗。如果我们承认社会成员对社会的贡献并不能以单位、身份来论，那么早就应该打破而不是强化单位或身份的框框，以其它标准为参照，合理确定退休金等福利的分配。
除了政策本身的简单粗放、缺乏创新导致对相当大的人群形成伤害，政府“以身份划线等思维方式，还产生了相当程度的负面导向作用。现在在一些单位，就算做同样的销售工作，也会因为是在公司总部还是在下属三产而具有不同的身份，待遇差别也相当大。这不能不说也是一种上行下效的恶果。（12G3）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