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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次我雇乘出租车，因等了很久才等到，上车后我随口说，出租车太少了，应该增加一些才能满足需求。但司机却不认同，他说，现在已经太多了。我知道这是他担心同行的竞争。每个人都不希望自己的行业有很多的竞争者，最好没人竞争，自己是独一无二的垄断者，你消费者买也得买，不买也得买，“过了这一村，就没有这一店”，这样，自己提供的“产品”就是“皇帝的女儿不愁嫁”，而且还能卖高价，这是可以想见的。
在与司机聊天时还谈到，现在出租车这个行业有很高的门槛，每个司机都得花很多钱上交给政府有关部门才能从事这个职业，而政府只凭它颁发的出租车营运证就可以有一大笔收入。我对司机说，如果取消限制，你们就不用交这笔钱了。但是，司机想了想，还是不认同。他说，这钱是该要给他们的，只是不要太多就行了。
初听起来，司机的话不好理解：让你们不交钱还不好吗？其实，作为一个经济人，司机是精明的。他上交的这个钱，实际上是用来向政府“购买”垄断权的。政府用牌照的方式禁止其他潜在的竞争者的进入，就能使已经在行业内的生产者获得保护。
一般人都以为，政府对各个行业的管制主要是为了保护全体公众的利益，特别是保护在交易关系中处于弱者地位的消费者的利益，因而，管制对被管制者是不利的。但是，著名美国经济学家、198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G．J．施蒂格勒却认为，“管制通常是产业自己争取来的，管制的设计和实施主要是为受管制产业的利益服务的。”
施蒂格勒的经济管制理论认为，政府只不过是一种工具，是利益集团追逐自身利益最大化的手段，当他们意识到政府管制能够给他们带来较大利益时，他们也会转而追求进行管制。因为在现代社会中，政府唯一地合法拥有强制权这一独特的资源，任何产业（或职业）依靠政府的强制性保护，就可以达到提高自身赢利的目的。而政府对产业的保护性措施之一就是，控制新的竞争者的进入。施蒂格勒说，官方的一纸便利的、必需的营业许可证，要比企业自身设计的任何策略，都要更有效地阻止新厂商进入垄断产业。
中国的经济学家针对我们的现实情况，也对管制理论有很多的研究。著名经济学家周其仁早就分析过这种现象，他把政府部门的这种行为称作“出卖垄断”。另一位著名经济学家张维迎也深入撰写过一篇《政府管制的陷阱》，他把这称作“管制俘虏理论”：管制者让被管制者“俘虏”，成为被他们合法赋供或非法贿赂的对象，最后他们都变成了管制的既得利益者。而且，他们不断地寻找实施管制的借口，推动管制的膨胀，越来越多的行业被纳入到管制的范围，就连捡破烂的拾荒者也被要求穿上统一的制服。当然，“破烂王”们一般也愿意，因为缴纳了一定（只要不太高）的费用后，他们就拥有在这一片社区捡破烂的“垄断权”了。于是，在中国出现了被张维迎称之为“全民寻租”的奇特现象。
经济学家作为一种职业，以其理性的智慧为社会服务而获取自身利益，所以他必须而且能够对社会现象做精准的分析和直率的评论。但社会经济是复杂的，它由不同利害关系的人所组成，而且这些人对这种复杂性的信息知晓和研判能力是不同的。经济学家要把这一切掩盖着的东西揭示出来让大家都知道，并且试图提出这些问题的解决办法，这就可能触犯了某些人的直接利益。有的人本来可以在管制下独享垄断权，现在要被置身于竞争的环境下，自然增加了很多压力，有的人本身就是或大或小的管制者，享受着不劳而获的好处，而经济学家居然说破真相，要砸了他们寻租索租的饭碗。而且，经济学家既然批评的是各行业的“全民寻租”，于是便有可能受到来自各行业“全民”的非议和责难。
一般人只是看到管制所带来的一些好处，比如“破烂王”整编了，不再会窜出以捡破烂为掩护的窃贼了，但是，他们却不得不忍受压低了的废旧报纸收购价；出租车外观经常冲洗了，坐垫一日一换了，但是，广大的“打的者”本来应该可以、现在却不能更便宜地利用出租车这一公共交通工具了。由于我们每个人在自己的行业里是个生产者，但在自己行业以外的其他各个领域里，每个人都是消费者，只有消除普遍实行的管制，打破各个行业的垄断，每个人从社会竞争中得到的利益，总是会大于自己不得不参与竞争的痛苦。经济学家站在真正的全民的立场来说话，他们所追求的真正是全社会的根本性的福利。
在最近这场声势逼人的“倒经运动”中，为从根本上改善每个人利益的改革事业贡献才智的中国经济学家整体受辱，这不能不让人感到遗憾。经济学家作为一个群体，不能排除某些人会有令人不耻的行径，但管制俘虏理论至少可以解释力主改革的经济学家挨骂的其中一个、当然不是唯一的原因。愿经济学的理性光芒，能够早日在中国社会耀亮。
浙江工业大学经贸学院:王治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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