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对因为房子出名的富人和穷人

　　■本报记者谢丽佳

　　在富人和穷人的圈子里，任志强和赵玉杰各有各的名气。两个毫不相关的人都因为房子而出名，只不过，一个是为富人盖房子的商人，一个是替穷人讨房子的低保户。两个人的贫富“泾渭分明”。

　　真正让被喻为“地产巨鳄”的任志强声名大噪的，还是其近年来屡屡引发争议的“惊人”言论：“房产品牌暴利说”，买卖有理、炒房无罪，禁止炒房就是违宪，“房价疯长论”……

　　日前，在上海某论坛上，任志强放言：“过去中国都是穷人区，现在出现穷人区和富人区是很正常的，就像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一样，也要让一部分人先住进富人区，以后才能都变成富人区。”

　　而任志强去年所说的“我没有责任替穷人盖房子，房地产开发商只替富人建房”、“我是一个商人，我不应该考虑穷人。如果考虑穷人，我作为一个企业的管理者就是错误的。因为投资者是让我拿这个钱去赚钱，而不是去救济穷人”等言论，被大家和“穷富分区论”串连在一起，成为“任式贫富论”。

　　在某网站开展的9000多人参与网上调查当中，有45．72％赞成穷富分区，44．6％持反对意见。支持方认为，贫富差距明显、富人区和穷人区分化是现实。对于这种不正常现象，开发商没有任何义务矫正，但政府却必须引起警觉，并从制度上加以矫正和优化。

　　清华大学学者孙立平则对这次争论所反映的，大众和经济学家、企业家等“精英阶层”的疏远表示担忧。在精英们的“无所谓”面前，大众的情绪就更加容易激动。这个社会不怕出现不同观点的对立，就怕不管出什么事，对立的总是相同的两群人。

　　赵玉杰是北京私房标准租业主争取房产权益的核心人物。

　　“说起来，当初讨回标准租也是迫于生存压力。”赵玉杰对记者回忆说，1998年，由于他所在的北京第二水泥管厂效益不景气，46岁的赵玉杰和单位解除了合同，而且没有得到任何补助。

　　上了年纪又没有学历，没有单位愿意聘用他。和妻子分居的赵玉杰，独自抚养16岁的儿子，工作积攒的一点积蓄成为两人惟一的经济来源。

　　为了防老，赵玉杰买了最低档次的社保，每月交296元钱。交到60岁以后，每月能拿到1000多块的社保金。

　　“但是我没有收入来源，要交社保还要生活，只能借钱。”赵玉杰告诉记者，这些年来他向自己的两个姐姐、一个妹妹，稀稀拉拉地借债3万多元。

　　“穷则思变，我想到如果能收回自己的房子，租出去还是笔不小的收入。”赵玉杰说，当时自己和儿子住一间房，还有两间房被当成公房出租，一个月才6块钱房租。

　　正是在捉襟见肘的情况下，他踏上了讨回“标租房”的维权路。现在，他一个月有500元的房租收入，不过，都交给了儿子，因为他儿子目前在家待业。

　　“好在2001年，我申请了低保资格，每月有300元的收入，不然欠姊妹们的钱会更多。”赵玉杰说，自己每天都在精打细算地过日子，比如每月固定5次上访，还有一些不定期的随机上访，能走路就尽量不花钱坐公汽。

　　他告诉记者，以前自己还有辆自行车，只要出门，不管多远的地方，都骑车。后来自行车破得没法骑了，花不起钱修，就把它当废铁卖了。

　　“不怕您见笑，我连烧煤取暖的钱都出不起。”赵玉杰跟记者算了一笔账，现在一块煤卖七毛五，一个冬天下来少说也得400多块煤，得掏四五百块钱。

　　“去年冬天到现在我没采过暖。”赵玉杰说，他白天尽量在外头溜达，晚上觉得冷了，就多盖点、多垫点，咬咬牙也就这么挺过来了。

　　赵玉杰说，他的膝盖疼了有六七年了，因为怕花钱一直没敢上医院瞧，只是每天坚持下蹲、踢腿，希望用这种“免费”的“物理”治疗方法缓解，但始终未见好转。而最让他担心的还是1999年检查发现的血糖偏高。

　　“从2004年开始，我的血糖达到了糖尿病的临界点，单靠饮食控制的方法不管用了，只有天天吃药。”赵玉杰无奈地说，现在一盒70多块钱的药可以吃60天，负担还不算重，就怕哪天病情升级。

　　“我现在就剩两个指望了。”赵玉杰告诉记者，一是希望自己能够健健康康地捱到60岁，那样每个月可以领到社保金；二是希望正在上访反映的国企老职工一次性租房补贴，能够顺利发放。

　　“如果能够领到自己那10多万元的住房补贴，除了还债，剩下的近十万，我就留着瞧病。”赵玉杰对记者说。

　　当记者问起赵玉杰对“穷富分区“的看法。赵玉杰说，在他的字典里根本没有穷人区、富人区的概念。他觉得这种提法有点不太人道。

　　“我现在所住的宣武区还有隔壁的崇文区，现在就是所谓的穷人区。”赵玉杰对记者说，但这些地区却是开发商要拆迁、征地，未来要打造的富人区。

　　“什么穷人区、富人区，在我这样的老北京眼里，只要能够一辈生活在自己熟悉的

四合院里，就心满意足了。”赵玉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