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中国经济发展的平衡点

　　■谢宝康

　　总结过去五年，有两个现象让人始料未及，一是能源危机，二是看病难。前者涉及到中国经济增长模式问题，后者则引出和谐社会能否建立起来的问题。

　　“十五”期间的经济增长是出人意料的，而其增长模式更是令人震惊的。与我们的 初衷相去甚远的是，ＧＤＰ的增长——不论是20年平均速度世界第一、总量升到世界第六，还是人均增加了1400美元——并没有给全体民众带来应该有的福祉。

　　某种意义上说，中国传统的经济增长模式已经走到尽头，要延续增长，必须有新的增长方式。也可以说，中国正站在十字路口，或者说悬崖边。

　　对“十五”的反思，让我们看到硬币的两面：

　　一方面，过去几年内，中国在诸多领域成就了争当世界第一的梦想。我们的城市扩张之快，钢铁、煤炭产量之多，发电装机容量之大，都令其他所有国家望尘莫及；另一方面，我们在取得这些成就的同时，也付出了巨大代价。比如消费能力没有相应提高，原来的计划是消费对ＧＤＰ贡献率由46％增加到50％以上，但2005年这个数字是33．3％，不升反降。比如能耗一直走高，原计划“十五”期间能源消费总量年均增长3．26％，单位产值能耗5年下降15％－17％，煤炭在能源消费中的比重从61％降到57％，结果却是能源消费总量年均增长10％，单位产值能耗5年上升了7％，煤炭消费比原计划多了5．8亿吨标准煤。一个数字被广泛引用：中国ＧＤＰ总量只相当于世界的4％，但却消耗了全球40％的煤、

铁矿石和水泥，还有其他难以列举的资源。而与此同时，中国煤矿回采率之低、矿难之频、百万吨死亡率之高，也都成为另类的世界第一。再比如环境代价，中国的ＧＤＰ现在是世界第六，但是我们在二氧化硫排放量、化学需氧量、消耗臭氧层物质产生量等环境指标上早就成为了世界第一。我们赖以生存的最基本的物质——空气和水已经或正在成为有害物质，60％的水源、2／3的城市地下水都被污染，已经无法饮用。

　　硬币两面之间的逻辑联系是什么？我们不妨以煤为起点，勾勒一条

中国经济问题“生态链”：

　　煤炭为什么私挖滥采、价格猛涨还供不应求？是因为发电需要；

　　为什么电力上了这么多新项目，装机容量已经或即将成为世界第一了，还经常出现拉闸限电？因为钢铁、有色、化工、建材等高耗能行业生产用电紧张；

　　为什么钢铁、水泥等行业已经成为世界第一了，仍然供不应求，还要上那么多新项目呢？因为城市扩张、

房地产开发、工业开发区建设超过了预期；

　　为什么城市扩张速度已经超过了几千年的发展水平了，地方政府还有那么大的扩张动力？是因为政府官员的主要任务就是发展经济；

　　为什么发展经济一定要圈地盖楼、修路建广场？因为这些都是看得见的政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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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试着再往上游问一问：

　　为什么煤矿铁矿滥开带来这么多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问题，一些地方政府部门没有下决心制止？除了纠缠不清的官煤勾结外，还因为他们有一个硬道理——没有饭吃，要那些树做甚？！

　　为什么煤炭安全事故这么多？因为挖煤可以赚大钱，死几个人算什么？！

　　为什么明知道挖煤、挖铁矿这么危险，农民工还源源不断？因为农民在家种地不赚钱还赔钱，“儿子上学、老娘看病等着钱用呢！”

　　为什么农民的儿子上不起学？因为农村还缺少真正的义务教育；

　　为什么农民种地不赚钱？因为粮食卖不起价；

　　为什么粮食价格上不去？因为进口粮食比自己的还要便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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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上去这是一个循环式的生态链，链条上的各个环节互为因果，难辨其踪。但仔细想来，这个链条中最重要的因素是土地，而操纵土地的，最终是政府。也就是说，是地方政府大兴土木的冲动，衍生出了生态链上的所有问题。

　　正因为这样，在一定意义上说，“十五”时期的宏观调控，实际上不是调控市场，而是调控地方政府的经济行为。

　　回顾“十五”，我们可以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从计划开始的第二年中央就发文，不是敦促各地各部门去努力实现目标，而是去遏止滥投资，制止重复建设。但后来的事实表明，这些有时是以“国办”、有时是国务院直接发布的文件形成的中央政府决策，尽管言辞激烈，三令五申，却并没有打消地方各级政府官员的投资热情。

　　怎么会这样？

　　有人说，地方政府权力过大，直接配置资源，指挥企业，中央的方针可以执行也可以不执行，是“十五”期间诸多经济问题产生的根源。这也许只是答案的一部分。

　　我们可以说，“十五”期间的调控，是扩张和平衡的两种力量在抗衡，是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在博弈。当然，这并不表明“十五”的问题都是地方政府的问题。更深层次的原因大概可以归结到现有的官员激励机制和考评体系。

　　对官员激励机制的错位，其实也反映出我们已经延续多年的经济发展理念的偏差，以及在这个理念下形成的经济增长方式的局限。

　　在这一点上，经济学家吴敬琏的分析也许更为明确：“由于旧体制的遗产像各级政府继续掌握很大的资源配置权力、土地等生产要素价格严重扭曲等没有得到清除，有些地方在执行中实际上变成了由各级政府官员按照自己的意愿去调整结构，大搞‘形象工程’和‘政绩工程’，这就引发了一系列问题。”

　　这一方面说出了本轮宏观调控两难的原因，另一方面也指出了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难处所在。

　　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应该说不是一个新鲜话题，至少在“九五”期间就已经正式提出了，为什么提了这么多年也解决不了？

　　“因为现有的增长模式有一个非常坚实的基础，即政府主导资源配置。只要政府仍然主导资源配置，增长模式就不可能转换。”中欧国际商学院教授许小年说。

　　尽管这20多年，企业有了大多数经营管理的自主权，市场也逐步在发挥越来越显著的作用。但是在资源配置上，特别是在市场的三大要素（土地、劳动力、资本）方面，起主导作用的还是政府。

　　这一点在土地问题上是典型的，通过征地，把农村土地转化为城市建设用地，政府垄断土地一级市场，并依次介入整个经济的全过程。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的研究表明，低价征用的土地成为高速城市化和工业化的驱动器，同时也损害了农民利益，带来诸多社会问题。

　　因此，改革不但不应停滞，而且还要继续深化，特别是要素市场的改革要加快，政府不仅要退出产品市场，也要逐步退出要素市场，让市场根据效益原则在要素配置上发挥更大作用。政府退出还意味着解除价格管制，让价格反映资源的稀缺程度。

　　在资源配置的主导作用上，政府让位于市场，不仅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前提，也是建立真正的市场经济体系的途径。

　　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离不开政府的角色转换。这些年地方政府的一个主要任务是招商引资，我们在各地随处可见类似这样的口号：“谁得罪了投资者，谁就是××市的罪人。”

　　从这个标语里，我们能读出很多耐人寻味的东西。政府把投资者当作上帝，一切围绕投资者运转。这本身并没有不妥，关键是在出现投资者与市民利益冲突时，政府站在一个什么立场，为谁说话？如果置市民百姓利益于不顾，那显然出现了问题。

　　现在一般说政府的角色问题，无外乎越位、缺位、错位，但这三者之间也不是一个并列的关系，而是有某种因果联系的。正是政府有越位的冲动，才出现了错位的事实，从而在应该做事的领域造成了缺位，因为政府的缺位，在公共领域才出现那么多让百姓不满意的事情，最典型的就是看病难、上学难。

　　这样一来，放弃越位冲动、克服越位倾向、制止越位行为，就成为我们下一步政府改革和政府治理的重要内容。当然，建设服务型政府，为老百姓提供公共产品、搞好公共服务，也应该是人民政府角色内涵的应有之意。

　　与此相关的问题是，用什么方式、什么力量来推动政府的角色回归？

　　有人说，依据科学发展观对官员制定一套科学的考评体系，也有人对此表示疑问。

　　“我看更容易见效的解决办法，还是毛泽东在和黄炎培关于历史周期律的谈话中所提出的那一条，就是实现民主。”吴敬琏认为，要让各级政府官员都受纳税人，即全体成年公民代表的监督。专注于产值增长而不顾资源耗竭、环境破坏等损害群众切身利益的做法就很难行得通了。因为任何只靠由上而下的考核，而没有作为社会主人的群众有效行使民主权力，是管不住官员的越权行为的，更没办法保证所有官员都自觉自愿地为大众谋福利。

　　从温家宝总理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我们能读出关于政府改革的决心——“必须大力加强政府自身改革和建设。我们要加快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继续推进政企分开，减少和规范行政许可和行政审批。坚决把不该由政府管理的事交给市场、企业、社会组织和中介机构。切实转变政府管理经济方式，加强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大力推行政务公开，完善政府新闻发布制度和信息公布制度，提高工作透明度和办事效率。建立健全行政问责制，提高政府执行力和公信力。”

　　我们有理由相信未来五年会有一个比较乐观的前景。但最近从各地传来的事实表明，追求ＧＤＰ增长的神话，似乎还在继续：

　　从25个省区市已公布的各自“十一五”发展规划来看，ＧＤＰ增长指标全国定位为7．5％，25个省区市中定位在8．5％的有1个，定在9％有7个，定在10％的有10个，定在11％有3个，定在12％有3个，定在13％有1个，平均在10％以上；全国规定单位产值能耗5年中应降低20％左右，各地规定降低30％的只吉林一省，降低25％的为3个，降低20％的为10个，降低15％有3个，降低13％有1个，降低12％有1个，未提出具体指标的有6个。

　　也许仅就这一组数字作出一个判断还为时尚早，那么我们不妨做一个猜想：未来五年，我们ＧＤＰ的增长速度不会低于10％，我们的单位ＧＤＰ能耗不会降低20％。也就是说，中央规划的两个基本目标，是难于实现的！

　　这看上去让人有些无奈，甚至悲观。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的新理念，到底对改变那种“盲目的进步”会产生什么作用？五年之后等待我们的将会是什么？我们缺少的到底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