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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人大上周四对《物权法》给出最新的表态：列入今年的立法计划。但原本在今年人大会议中审议的计划被推迟。
这是一个审慎的决定，不过，对于学术界来说，不免生出失望之意。一周前，社科院研究员张曙光还在经济学界的一次讨论会上说，此法要加快推出。有人抱怨说，如果北大教授巩献田没有发出那封公开信，指责《物权法》只保护少数人的财产权，如果没有争论……
且不说巩教授是否有能力阻止人大的决定，即使避免了争论又有多大可能保证出台？
过去20多年，中国迅速成为全球第四大经济体，拥有最快的经济增长速度，但在诸多制度尚未健全的时候，利益群体增长速度的不同加剧了矛盾。这一切，经济学家形容为利益的分野、收入的差距，社会学家称之为精英和大众的疏离，而争论，正是找到这些矛盾原因和解决办法的钥匙。
公众有分歧，学者才有争论，这种争鸣的空气最近越来越浓。在法学界，是关于《物权法》的立法之争；在经济学界，则是反思改革，教育、医疗、国企改革等领域无所不争、无所不辩。没有哪一样是无风起浪。
争论是疏解矛盾的渠道，也是辩证认识真理的路径。比如在讲求发展效率的同时，也要想一想贫富分化，至于这种反面因素是否已影响到政策的调整，学者的责任是争鸣，决策者的责任是权衡。
所以，不用为争论而忧心忡忡，既然是渐进的转型，观点磨合和做法放缓也是一种智慧。现在看来，给《物权法》更多的讨论时间不是什么坏事情，也许还会更加适合中国国情，就像经济学界的争论到了后来反而出现了更多的理性声音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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