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疗体制“病”在哪里

　　无奈的冬天

　　移居澳大利亚三年的郭女士，今年春节终于可以回国探亲了。走出北京机场，尽管寒风瑟瑟，可郭女士心里还是暖融融的。因为终于可以见到朝思暮想的妈妈、妹妹了。

　　然而，让郭女士没有想到的是，就在她回来的当天，她的母亲被确诊患有胃癌，而 且是晚期。郭女士的父亲已于早年去世，母亲一人含辛茹苦地把她们姊妹三个带大，郭女士说，无论如何她们姊妹三人要想尽办法挽救母亲的生命。郭女士的两个妹妹都在北京某医院工作，尽管如此，她们还得送礼、托人想办法让母亲住院。因为住院床位紧张，大年三十，郭女士的母亲才住进了医院。然而，每天的住院费用却使姊妹三人陷入困境。

　　郭女士的母亲退休前，是某国企的会计，可以享受医保。但她母亲每天在医院所使用的药物没有几样是医保所能报销的。如，每天一针的抗癌剂，要花费一万多元。姊妹三个也就是郭女士这个当大姐的可以拿出些钱来，怎么办？母亲看出了子女的难处，拿出自己的存折交给女儿。老人家说，你们不用发愁，就用这个钱给我看病。郭女士打开存折一看，只有4万元。三天的打针费用都不够。

　　北京的这个冬天，让郭女士倍感寒冷。大年初六，郭女士的假期结束了，她告诉记者，她必须返回澳大利亚。否则，会失去工作，母亲的医药费用就更没有着落了。她还说，在回国以前，她一直想等老了要回国定居，可通过母亲这次生病，她已打消了这个念头。

　　实际上这样的事例并非特例，记者在采访中诸如此类的例子真是举不胜举。据有关部门统计，我国近四成病人因医疗费用高涨未就诊。“看病难、看病贵”，使老百姓面对医院的大门“望而生畏”。我们不禁要问，建国50多年以来，我国的GDP增长了10倍，我们的综合国力也在不断增强，为什么老百姓反而看不起病了？

　　卫生部部长高强也从不否认“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确实存在。他说，这一直是老百姓就医就诊中反映较为集中的突出问题。2005年卫生部共收到全国人大代表建议413件、政协委员提案379件，占两会建议、提案总数的7．2％，是卫生部承办建议、提案工作以来数量最多的一年。

　　但高强说，看病难、看病贵不是一朝一夕能够解决的问题，我们的医疗体系患上了慢性综合症。

　　谁来拯救我们的医疗体制

　　那么，谁来拯救我们的医疗体制？病症究竟出在哪里？

　　农工党界别的政协委员们一致认为，老百姓看不起病，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居民医疗卫生总费用负担比重过高。虽然我国政府对卫生费用的投入是增长的趋势，2003年卫生费用达6623．3亿元，占当年GDP比重由改革开放之初的3％左右上升到5．65％。但是，从结构上看，居民个人卫生支出也呈快速上升状态，并且比重越来越大。1980年，居民个人卫生支出是21．2％，而2003年却达到了55．5％。老百姓的个人负担越来越重。

　　农工党党员蒋俊昌从医多年，他说，实际上中国的

医疗体制改革从来就不曾改过，在以往的多次所谓改革里，变化的实际上都是一些表层的东西，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改革举措。

　　许多政协委员认为，看病难、看病贵，是因为医疗机构的市场化所致。医改的失败也是因为“套用了国企改革的经验”，以及“政府甩包袱所致”。对此，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社会发展研究部部长丁宁宁认为，事实上，政府并没有明确提出市场化的口号；但政府不断降低医疗卫生投入的结果，必然导致医疗卫生领域的市场化。这不但违反了医疗卫生事业“救死扶伤”的宗旨，也不符合医疗卫生机构自身的公共服务性质。那么医疗体制改革是否应该走市场化道路？是否可以套用国企改革的经验？

　　丁宁宁认为，从经济学角度讲，医生和患者之间永远不可能做到“信息对称”。因此，如果要求医院以营利为目的，患者的“福利”就必然会受到损害。鼓励企业自主经营并强化竞争可以带来宏观经济效率的提高。但是在医疗卫生领域过分扩大机构自主权、强化竞争，其结果必然是医疗卫生资源向大城市和经济发达地区集中，阻碍国民健康整体发展目标的进一步提高。衡量一个国家医疗卫生体制优劣的主要标准只能是公平性。在医疗卫生领域如果让市场发挥作用，放弃政府应当承担的责任，这个政府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

　　医改的核心是资源投入机制

　　在不久前举行的2006年全国卫生工作会议上，为了解决老百姓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卫生部要求各地建立一批平价医院。

　　全国政协委员王翔指出，建平价医院并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我国的医疗资源从绝对数字上讲是够庞大的，问题是资源配置失衡，机制失衡。大力优化、整合医疗资源，理顺体制，明晰性质，是当务之急且具有可操作性，这应该是深化医疗体制改革的方向，而不是简单且有些不切实际地另立炉灶建起所谓的平价医院。

　　丁宁宁认为，其实，医疗卫生体制的核心问题就是解决资源分配问题。而医疗卫生领域的基本矛盾是：相对于社会所能投入的医疗卫生资源来说，社会成员的医疗卫生需求几乎是无限的。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经济大幅度增长，全社会的卫生总投入占GDP的比重也在大幅度提高。但直到2002年，人均卫生总费用也仅为442．6元人民币，折合53．5美元（西方主要发达国家目前每年的人均卫生支出大部分都在2000美元以上）。

　　在医疗卫生资源有限的情况下，理论上可选择的分配方式之一是“优先满足于社会成员的所有或大部分的医疗卫生需求”。这种选择很简单，只要将医疗卫生需求作为私人消费品，采用商业化、市场化的资源分配方式就可以完成上述选择。但问题是其社会、经济后果不可能被现代社会接受。因为，它违背保障公民健康的基本权利。

　　卫生部部长高强在分析“看病难、看病贵”时，列出了5大病因，其中一条就是“在中国目前的卫生总费用中，大约有60％靠居民自费，25％靠集体负担，政府投入仅占15％”。在这样低的投入水平下，不可能解决所有社会成员的所有医疗卫生需求。所以，无论是

医疗保险体制改革、医院体制改革，还是卫生防疫体制建设，都无法回避有限的医疗卫生资源如何在不同社会成员及其不同需求之间进行分配这个问题，这是医疗卫生体制的核心问题。

　　医疗体制改革究竟何去何从？

　　王翔说，医疗服务机构应该作为公益性行业由政府来提供财政补助，但这样的做法能否可行，取决于两个方面，一、政府是否具备如此的财政实力来保证实施？二、如何解决由此而带来的过分均等化所引起的缺乏个人激励机制以及自身运行效率低下、技术进步缓慢等缺陷？

　　丁宁宁认为，从国际经验看，只有少数经济发展水平较高，有能力提供高标准保障的福利国家选择了这种分配方式。即使在这些国家，上述问题也同样或多或少地出现。作为发展中的中国，目前无论在哪个方面都不具备实施这种选择的能力和条件。医改合理的目标定位应该是优先满足所有人的基本医疗卫生需求，在此基础上，尽可能满足更多社会成员更高的医疗卫生需求。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秘书长唐钧认为，医改的最大障碍是既得集团的利益。那些赚钱的药厂、医院还有一些政府部门的官员，他们对整个医疗体制的影响非常大，有点类似于处在垄断的地位上。如果能够突破这个障碍的话，所有的问题都不是难题，都不是没有办法解决。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农工党中央主席蒋正华指出，医改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应该坚持以人为本，全面提升服务全民的医疗保障能力。下一步医改的制度设计，应该是“政府主导与市场机制相结合”的体制。只有以政府为主导，才能从人权的高度实现公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