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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委员炮轰药价虚高
本报记者 夏金彪
全国政协委员、北京中医药大学教授方廷钰早在两会前，就搜集了许多相关的资料，并放言：这次两会瞄准药价“开炮”。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南山也在3月4日的
全国政协会议医疗卫生组座谈会上痛斥目前的“药价虚高”，以及医院存在的“药物泛滥”现象。据了解，药价虚高、就医难、看病贵仍然是“两会”代表委员最为关注的问题。
李春岩委员指出，解决看病难、看病贵，首先要解决药品虚高的问题，而其中症结，则在于体制不顺畅。从药品出厂到医生开方，中间的流通环节太多。虽然国家一直在采取措施，定期对一批药品限价，但是，这些限价的药，很快就不怎么开了，而药厂稍加改换，变个包装，换个药名，重新上市，这药就贵了好几倍甚至好几十倍。
“医生跟医药代表勾结，开大药方，拿回扣，拿红包，这种现象确实值得重视，但是，真正解决药价虚高，百姓看病难的问题，最关键的环节却在药品的审批和流通环节。这个问题，不是一家医院或者一省的卫生部门能够解决的，源头在于体制，必须政府出面来整顿药品和医疗器械的流通环节。” 李春岩委员说。
全国政协委员、国务院参事任玉岭在提案中指出，一些“新药”根本就是旧药换了新包装。个别医生为了回扣，一味追逐“新药名”。这些最后都直接导致药价虚高。有数据显示，2004年，中国药监局受理了10009种新药申请，而美国FDA仅受理了148种。由于国家规定企业对新药拥有自主定价权，因此众多药企竞相申报新药。一些药企在常用药中多加一点无关紧要的成分，就申报为“新药”，价格马上翻上几倍。
民革北京市主委、北京市政协副主席韩汝琦在提案上也认为，目前药品流通的程序和利益分配很不合理，药厂和患者分别处于流通领域的两端，中间要经过药品流通企业、医药代表、招标机构、医院的层层“加价”，使得药品的流通过程呈现“腰鼓”形，最后导致的结果是，患者基本得不到实惠，药厂获利有限，大部分利益都被中间环节的各部分攫取。据测算，从药厂出来的产品到终端消费者手里，在我国有6—9个流通环节，而国外一般为2—3个环节，由于参与者过多，无序竞争、过度竞争现象严重。老百姓形象地比喻说：“卖药的人比吃药的人还多”，可想而知，药价怎么能不贵呢？
全国政协委员、民盟中央委员、河南省监察厅副厅长、省政府纠风办常务副主任储亚平等提交《关于建立药品专卖制度的提案》，呼吁药品明码标价，实行专卖，从根本上遏制药价虚高，解决看病贵问题。
储亚平说，不可否认，药品集中招标采购，对降低药品虚高价格、遏制医药购销和医疗服务中的不正之风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药品集中招标采购中的医疗机构、药品生产供应商、中介机构甚至卫生行政管理机关的利益均与药品价格的升降有直接关系，都有药品价格招得越高越好的期望，以便从中获取更多的利益，只有群众盼望药品价格降低。在“四高”压“一低”的情况下，药品集中招标采购的效果最终必然会大打折扣。
储亚平委员还指出，与我国目前实行专卖的食盐和烟草两种商品相比，药品是更直接关系群众的生命与健康的特殊商品，更应该实行专卖。在药品的包装上，分别打印上药品的出厂价、批发价和零售价，使群众买药到哪里都是一个价格。
代表委员们认为，在目前的现实条件下，解决药价虚高问题需要多管齐下。在中国医疗整体改革进程下，应该尽快明确医院的性质和医院的发展方向。目前我国的医院属于非盈利性的事业法人单位，普遍“以药养医”，药品销售收入占医院总体收入的比例一般都在50%左右，这会激励医院利用其直接面对消费者的地位通过提高药品价差的方式来增加收入，从而助长了药价虚高难题。另外，有关部门还需要加紧配合，打破药品流通行业利益分配格局，创新更透明更完善的药品流通环节，也将能有效使药价回归合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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