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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傅旭明
“看病难、看病贵”，这一社会性的大难题在今年两会上成为政协委员们的重要议题之一。在3月4日的政协分组讨论会上，委员们就此达成共识：解决这一问题必须根据客观情况理性渐进、坚定不移地推进医疗体制改革。
邵一鸣委员指出，我国医疗资源严重不足，只有政府加大资金投入才能解决根本问题。同时考虑到我国的现实经济状况，只能随着人均经济水平的逐步提高，逐步增加医疗卫生经费比重。邵一鸣说，由于近年来医改“市场化”，全国医疗费用支出中，政府支出的比例由1982年的38.9%降至2002年的15.2%，而个人支出比例则由21.6%升至58.3%。他认为，医疗“市场化”的根源在于政府投入不足。美国用于医疗卫生的支出占GDP的15%，在中国，这一比例仅为5%，如果平均到每人，经费就更少了，且其中大部分是由个人承担，政府仅承担1.6%。因此，政府加大资金投入才能解决根本问题，同时也应考虑我国的现实经济状况，只能随着人均经济水平的逐步提高，逐步增加医疗卫生经费比例。
明确医疗保障的定位和范围是委员们提出的又一建议。北京友谊医院胸外科主任王天佑委员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指出，目前“看病难、看病贵”实际上反映了市场经济规律与医疗卫生的根本属性之间的矛盾。他提出，要进行医改就必须先明确要达到什么样的目标，基本医疗保障到底要保障到什么样的程度，这些都需要认真调查和全面论证后做出规定。
董正伟委员也认为，如果不明确医疗保障保障的范围，就无法确定医改的具体方案。且这个范围必须考虑到我国目前的经济水平，如果按照美国等先进国家现有的医疗保障范围，那么在一定的时期内解决“看病难、看病贵”问题就会成为不可能的任务。
委员们还指出，明确医疗保障的定位和范围就可以明确分区分级医疗机构的任务和职能，同时也可以改革相应的医学教育学科设置，比如基础社区医疗机构需要大量的全科医生，而目前的全科医生人才明显不足。
中国工程院院士、浙江大学药学院院长李连达委员认为，城镇医改应加强基层医疗机构的建设，支持重点由大医院转向基层医院，适当限制超豪华型贵族医院的恶性发展。另外建立完善的平价医院补偿机制，以国家拨款及社会捐助为主，防止“以药养医”、“过度医疗”，防止浪费医疗资源及各种不合理的收费。医药卫生系统中各级行政部门、医改、药政、药检、药监、食监以及预防、免疫等执法及监督部门，一律不能“推向市场”，更不能商业化。政府公务员、执法监督人员不能在企业商业中兼职，也不能从事与医药有关的企业、商业工作。
江苏省人民医院院长、黄峻委员提出，解决“以药养医”政府要做四件事：一，要对公立医院先行实行补偿政策，政府要抽取医院药品加成15%的利润，必须先行向医院提供足够补偿，以维持医院的正常发展，稳定公立医院医疗队伍，留住人才，避免恶性人才竞争。二，提高医疗技术和服务价格，改善目前医生主要靠拿药品回扣增加收入的状况。三，建立严格医疗行业管理体系，完善医疗诊疗制度。形成合理用药、合理检查、合理治疗的科学体系，保护行业的纯洁性。四是，加大药品流通环节的监督力度，可以借鉴国外一些先进经验规范药品流通：使药品分销和批发企业高度集中和专业化，减少流通环节；对各个环节涉及的部门建立完善的不良记录公示制度；建立通畅无阻的药品物流系统，发展现代化电子商务招标平台，避免私下交易，降低流通成本。
邵一鸣还建议，政府部门在形成重大卫生制度之前应和政协和卫生界进行协商，政协可以通过各种形式和公民进行沟通，同时邀请媒体参与，然后反馈到卫生或其他主管部门，这样可以减少一些重大决策的偏差。蔡成委员则指出，目前反映出来的“看病难”问题和医患关系紧张的问题需要媒体正确客观的披露。他提议，医疗卫生部门应加强与社会和媒体之间的沟通，为缓和医患关系营造良好的舆论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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