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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技工密集型制造业是民工城市化的可能途径


http://finance.sina.com.cn 2006年03月06日 09:02 中国经济时报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副教授章铮就民工荒等问题答记者问

  本报记者 崔克亮

  中国乡村有1亿多剩余劳动力,为何还会出现民工荒?

  中国经济时报:社会各界公认,中国乡村有1亿多剩余劳动力。既然如此,为什么中国还会出现民工荒?

  章铮:剩余劳动力的存在意味着“有人没事干”,民工荒意味着“有事没人干”。但“有人没事干”中的“人”与“有事没人干”中的“人”不一定是同一类人。在年龄、性别等方面,这两类人是有差别的。

  拿年龄结构来说,2004年,江苏省有600万左右的乡村剩余劳动力。但乡村务农劳动力中,年龄在50岁以上的约占42%、40岁以上的约占70%。而外出的民工中,25岁以下的占31.7%,26至35岁的占28.2%,36至45岁的占26.5%,45岁以上的只占13.6%。可见,“有人没事干”中的“人”主要是中年劳动力,而“有事没人干”中的“人”主要是35岁以下的青年劳动力。两者不是一回事。

  目前,中国乡村劳动力中,达到城镇退休年龄(男60岁以上、女55岁以上)的大约有5000万,占乡村劳动力总量的约10%。如果这些劳动力也成了剩余劳动力,也进城务工,有多少企业肯用他们呢?

  中国经济时报:民工荒是因为缺少哪类劳动力造成的?

  章铮:造成民工荒的原因,是因为25岁以下民工供不应求。

  据国家统计局农调总队的抽样调查,2004年的农村外出务工劳动力中,25岁以下的劳动力所占比重为45.4%;而2004年25岁以下乡村劳动力占全部乡村劳动力的比例只有21.2%。两者之间存在着20个百分点以上的差距。

  国家统计局农调总队的抽样调查还表明,2004年,26岁以上民工比上年增加了453万,比2003年381万的增加量还要高出52万。而2004年25岁以下民工比上年减少了20万,与2003年530万的增长量相比,相差550万。可见,25岁以下民工数量从2003年的剧增(比2002年增长了10.9%)到2004年的略减,是导致2004年民工荒集中显现的主要原因。

  提高工资标准不是解决民工荒的唯一办法

  中国经济时报:一种流行的说法是:民工荒是由于民工工资水平太低造成的,解决民工荒的办法是提高工资。你是否同意这种说法?

  章铮:民工荒不一定是由于工资水平低造成的。个别企业涨工资,确实可以招到更多的工人。但如果所有的缺工企业都涨工资,能否招到更多的工人,就要看乡村是否还有企业所需的劳动力了。

  现在企业最缺少的是25岁以下的女性民工。2003年,全国25岁以下女性乡村劳动力的供给量为5391万,非农产业对25岁以下女性民工的需求量为4990万。照这样计算,全国25岁以下女性乡村劳动力中,应该还有约400万在乡村务农。但这部分人中,约有250-300万是因生孩子而暂时不能外出务工的。除了这部分人,农业中基本上没有可转移的25岁以下女性乡村劳动力。如果全国所有企业对这类民工的需求进一步增加,那么,不管怎样涨工资,也招不来合适的人。这就是企业不得不放宽用工年龄与性别限制的原因。

  中国经济时报:企业大量使用青年民工,会给劳动力市场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章铮:个别企业这样做,不会对劳动力市场带来什么影响。但如果大多数企业都这么做(如中国目前的情况),则会带来下列后果:在乡村,会出现青年劳动力供不应求,同时中年以上劳动力大量剩余,形成劳动力短缺与过剩并存的局面。在城市,青年民工供不应求,出现持续的民工荒,同时中年民工大量失业。有关资料表明,在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企业中工作的35岁以下民工进入中年后,失业的比例高达2/3到5/6。中国人平均预期寿命在70岁以上,因而对绝大多数民工来说,都会面临半辈子工作半辈子失业的局面。

  可见,在讨论民工就业时,只看到民工荒是不够的,还应该考虑已经出现的乡村中年以上劳动力大量剩余,以及正在出现的民工中年失业问题。

  半辈子工作半辈子失业,对民工收入有何影响?

  中国经济时报:半辈子工作半辈子失业,对民工的收入有什么样的影响?

  章铮:在讨论民工收入时,我们经常谈的是月收入或年收入。但在许多情况下,民工考虑的是全家一辈子的收入。比如说,如果民工考虑是否进城定居,而定居需要在城市购买或长期租房,此时民工不仅会考虑月收入或年收入的多少,而且会考虑预期务工年限的长短。如果务工年限比较短,失业后在城市生活的时间比较长,失业后又不能在城市领取失业保险或最低生活保障金,民工进城安家就会面临很大困难。

  我曾根据东莞的资料给民工家庭算过账。民工家庭1家3口,两人务工,从夫妻俩25岁时算起。如果人均月收入按照东莞2004年698.2元的标准计算,人均月日常支出按照2004年东莞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月人均300元)计算,不考虑买房。假定夫妻俩在东莞连续工作10年,以后失业,则工作期间所得收入只够全家在东莞再生活7年。此时夫妻俩42岁,离可以领取养老金的55岁还差13年。因此,就算企业给民工办理了养老保险,失业民工在达到能领取养老保险的年龄之前,仍然存在着靠什么收入生活的问题。如果这个民工家庭想靠10年工作的收入生活到可以领取养老金的年龄,则他们的工资水平至少应该上升24%,即月收入866元。如果这个民工家庭想靠10年工作的收入生活到可以领取养老金时,并在工作的最后一年(此时他们34岁)按照东莞商品房销售平均价格购买一套建筑面积为70平方米的住房,则他们的工资水平至少应该上升125%,即月收入1571元。

  假定夫妻俩在东莞连续工作30年,即工作到可以领取养老金的前一年,那么,即使他们的人均月收入仍然是698.2元,他们的收入也足以在38岁时购买前面提到的70平方米住房。

  可见,在分析民工收入时,不仅要考虑他们的月收入或年收入,还应该考虑他们的务工年限。

  中国经济时报:为什么按照连续工作10年计算呢?

  章铮:来自服装、玩具、制鞋等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资料表明,在追求自身经济利益的企业中,35岁以下职工与36岁以上职工之比是85-90%10-15%;而在基本能保证职工工作到退休的企业中,相应比例为60%40%。这种比例上的差别,意味着当在这些企业中工作的35岁以下职工进入中年后,失业的比例高达2/3到5/6。同时还应该指出,在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中工作的36岁以上民工,很大一部分是技术工人或管理人员。我的计算是从民工夫妻25岁时算起。这一年龄的普通民工经过多年的务工生活,绝大多数已经清楚自己不可能成为技术工人或管理人员,因而对36岁以后继续在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企业中工作,不抱幻想。按照连续工作10年计算,比较符合这些民工的实际情况。

  中国经济时报:按照你的计算,民工有进城定居的经济能力吗?

  章铮:对东莞民工家庭的计算表明,即使按照当地最低生活保障标准支出,即按照当地贫民的标准生活,民工的工资水平也必须提高到每月1571元,这比2006年珠三角民工的实际工资水平(950-1000元)高出50%以上。同时,以上计算中只包括了住房,而没有包括在城市居民支出中占很大比例的教育与医疗支出。因此,即使取消了户口方面的限制,绝大多数民工也不具备进城定居的经济能力。

  应如何解决民工中年失业问题?

  中国经济时报:在现实生活中,民工是如何解决中年失业问题的?

  章铮:目前中国城乡之间,形成了青年型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与低收入农业的互补机制。务工收入使得民工家庭在农业收入很低、入不敷出的条件下,能够维持家庭生活;而回乡后有地可种又使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企业可以无后顾之忧地解雇进入中年的民工。其结果,是再生产出一代代的民工,使得低收入农业与青年型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得以维持。而民工与其家庭则成为这种压低农业与制造业成本的最大牺牲者。

  但越来越多的民工家庭希望摆脱年轻时外出务工、进入中年后回乡种田的局面。在不可能到沿海务工城市定居的前提下,他们往往挣够本钱就回家乡开店办厂、争取成为家乡城镇居民。办厂开店不仅需要资金,还需要体力与精力的投入。民工外出务工时间越长、回乡年龄越大,身体状况越差,对民工回家乡办厂开店就越不利。因此,打算回家乡办厂开店的民工家庭往往挣够必需的最低限度资金后就尽快回乡。在某些地方,出现了老板给民工加工资——民工挣够本钱的时间缩短——民工务工年限缩短的局面。按照我的计算,如果工资提高30%,东莞打算回家乡办厂开店的民工务工年限会缩短44年。这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民工荒。

  中国经济时报:你认为民工中年失业问题应该如何解决?

  章铮:在中国,除了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外,还存在着技术工人密集型制造业。所谓技术工人密集型制造业,是指制造业的从业人员中,受过中等职业教育的技术工人的比重,超过了没有受过上述教育的、高中文化程度及以下的普通劳动者的比重。例如,到2004年年底,整个苏州工业园区的员工中,高中以下文化程度的正式员工占23.4%,而具有中专技校文化程度的正式员工占37.2%。非正式员工占10.8%,而非正式员工中的绝大多数是中等职业学校当年的毕业生。像这样的员工结构,就可以称为技术工人密集型制造业。

  中等职业学校的毕业生多数来自乡村。而目前苏州每年新增加的技术工人中,来自外地的中等职业学校毕业生占大多数。他们属于广义的外来民工。

  技术工人的能力与工作经验有关。随着年龄的增长,工作经验日益丰富。因而技术工人的工作年限大大高于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中的普通民工,绝大多数技术工人可以工作到退休。

  2004年,苏州工业园区75%的技术工人年平均收入在16172元以上。假设他们工作到退休,家庭月人均消费提高到600元,相当于前面估算时所采用东莞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300元的2倍,苏州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260元的2.3倍。则该民工家庭除了负担日常开支外,还有能力在25岁时就购买建筑面积为70平方米、

房价是3309元/平方米的住房。这意味着,夫妻均为技术工人的民工家庭具有进城定居的职业
竞争力
与经济实力。因而发展技术工人密集型制造业是实现民工城市化的可能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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