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皮杂谈:新右派是谁的“护身符”（下）

　　郎咸平是左派还是右派？

　　这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杨帆、左大培和韩德新等非主流经济学家不反对人们给他们贴上新左派的标签，但是这张标签如果贴到郎咸平的身上就会不伦不类。

　　不错，郎咸平也批判新自由主义，但那是因为他认为新自由主义的理念已经过时了 ，更不适用于中国。但是，作为一种学派，郎咸平是尊敬新自由主义的。更何况，郎咸平并没有用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研究的指导思想，尽管他也会在演讲中将资本主义精神和中国的改革实践相比较。

　　郎咸平来自资本主义社会，受的是西方经济学教育，对于资本主义的认识，应该比我们这些在社会主义思想改造中成长起来的，受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教育的所谓主流经济学家更有切身感受。

　　正如资本主义的形态是多样的一样，市场经济也是有好坏之分的。有缺陷的资本主义培育下的市场经济只会出现“坏”的形态，而不会出现那种自由、平等、公平、竞争的“好”的形态。

　　需要指出的是，郎咸平所谓的大国家主义实际上就是国家资本主义，与之相对立的是市场资本主义。

　　与我们的主流经济学家生长在社会主义社会的环境中一样，郎咸平这个经济学家也生活在资本主义社会的环境中，他对于这个形态下的国有企业的认识同样也没有主流经济学家那么的切实，所以才会得出国有企业搞不好不是制度因素，不是产权问题而是信托责任缺失的结论。这是郎咸平作为一个“外人”的软肋。

　　真理往前一步就是谬误。所以水皮一直认为，对郎咸平要一分为二，他对于国企改革中的丑恶现象的批判是对的，有价值的，有意义的，但是开出的药方却是错的，南辕北辙的。

　　提到新自由主义，就不能不提及皇甫平以及“改革不可动摇”这篇文章。

　　皇甫平是周瑞金先生的笔名，周瑞金先生早年担任上海

解放日报总编辑。在1992年至1993年间用皇甫平为笔名发表过系列评论，对于推动当时的改革局面是有贡献的。周瑞金先生后来在

人民日报社副总编位子上退休，退休后的周先生思维依然活跃，笔锋依然犀利，经常发表“不同政见”。2006年春节前后，周先生对于社会上关于改革的反思忧心忡忡，不顾家人反对，提笔疾书，写下“改革不可动摇”一文，经人鼓励，又以皇甫平的名义发表在《财经》杂志上。

　　一个退休的老人，一个视改革为己任的报人，担心反思改革会走向否定改革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人们不能理解的是周先生何以将对新自由主义的批判同否定改革画上等号。也许周先生只是笔意畅快，殊不知将这两者画等号，反过来岂不就等于承认新自由主义等于改革？或者确切地讲，改革的指导思想就是新自由主义？

　　那么，中国的改革实践能和新自由主义画等号吗？

　　不能！

　　和前苏联激进的休克疗法改革不一样，中国一直遵循的就是渐进的改革路线，不但规避制度转轨出现的经济衰退，而且还保持平均9％以上的高速增长，这是俄罗斯和前东欧地区都不可想象的。中国改革成就举世瞩目，但是理论总结却不尽如人意。确切地讲，指导

中国经济改革实践的既不是传统的马克思主义，也不是现代西方的经济理论，而是摸着石头过河的本能。中国社会现在的问题与其说是改革造成的，不如说是改革不彻底、不配套造成的。比如贫富差异，问题不是出在一部分人先富了起来，而在于政府没有相应的制度设计保证让其他人群尽可能多地分享到财富增长的成果。要减少贫富差异，不是停止改革，回到从前，而是深化改革，让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相适应，让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相适应。

　　新自由主义在经济上奉行三化，即自由化、私有化和市场化。在政治上奉行三个否定，否定公有制，否定社会主义，否定国家干预。

　　对比新自由主义和中国的改革实践可以发现，市场化的确是两者的共同取向。引起社会反思的改革领域也正是市场化过度或者讲不当介入的结果，比如教育，比如医疗等公共事业，这是连号称吴市场的吴敬琏都反思认可的缺陷。

　　中国的改革和新自由主义不是一回事，那么对新自由主义的批判又怎么扯得上否定改革呢？这不是右倾又是什么呢？

　　需要强调的是，无论是新左派还是新右派，现在都只是意识形态的分野，而不再是打人的帽子和棍子。

　　主席说，有人的地方就有左中右，只有充分的表达、沟通和交流，这个社会才谈得上理解与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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