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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党校教授周天勇撰长文分析
中央党校研究室副主任、经济学教授周天勇近日刚刚完成一份关于民生和国策的研究报告，题为《制度逆向安排：劳力剩余、失业严重和分配不公的深层症结》。该研究报告从政府对微型和中小企业规制和收费等行为对国民经济结构转型和经济运行的影响，讨论了政府制度安排与企业规模结构、城市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能力、失业率、收入分配差距等等
之间的内在关系。
发展中国家，包括中国，往往实施的是对微型和中小企业发展极为不利的工业化发展战略、体制和政策。而一国劳动力就业的规律是：总就业的65—80%是由微型和中小企业吸纳的。微型和中小企业多，则中等收入人口比例高，失业和就业不足导致的贫困人口比例低，收入分配的差距要显著小一些。
周天勇认为，市场调节的企业规模结构合理，进而使基尼系数被缩小，这种较为公平的初次分配，是市场内生的基础性的公平。微型和中小企业相对少，中等收入人口占总人口比例就小，因失业和就业不足而导致的低收入和贫困人口比例就大，收入两极化的状况就很明显。这就是政府干预和限制导致的市场扭曲性不公平。因此，一国鼓励投资和创业，发展微型和中小企业，是除了社保、政府转移支付、税收调节外，收入能公平分配的最基础性的方式。
日本、韩国、中国台湾地区，其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较快，结构转型期间不但没有发生严重的失业问题，还出现了劳动力短缺现象，并且收入分配差距没有拉得太大，人民生活水平提高较快，其基础归功于其微型和中小企业的发展对劳动力的大量吸收；而历史上拉丁美洲和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在结构转型中，农村剩余劳动力得不到满意的利用，城镇失业严重，收入差距拉得太大，或者中国发生的城乡隔离，城市中低工资、高就业等，关键的问题在于优先发展资本密集型重化工业的进口替代工业化道路，偏重于特大和大型企业发展战略，政府对微型和中小企业的忽视、歧视体制和政策。
目前中国劳动力在农业中就业的比率相当于日本20世纪初和韩国、中国台湾、拉美等一些国家和地区20世纪中期的水平，城市化水平也滞后10—15个百分点，原因就在于改革开放以来的城市化是行政力量在推动，城市化过程中微型和中小企业没有理想地得到发展。中国目前每千人拥有的企业数量，比发达国家低十几倍，比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同发展时期也要低18—33%左右，甚至比自己解放初的水平还要低。
周天勇认为，用减缓农民进城的办法，缓解城市就业的压力，用重点发展农村、放慢城市化、加大财政转移支付等方式试图控制和缩小分配差距，在不彻底改变目前中国重点发展特大和大型企业，忽视和歧视发展微型和中小企业的战略、体制和政策下，实际上无法解决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城镇失业和收入分配差距拉大的问题，而且，这种战略、体制和政策的作用就是萎缩城市吸收农村剩余和城镇新增劳动力的功能，财富向大资本所有者和高管集中，造成越来越多的因失业和就业不足而贫困的人口。该文重要的结论是：从吸收农业剩余劳动力和扩大城镇就业容量讲，也就是真正建设和谐和公平社会的角度看，必须毫不动摇地进一步完善市场经济体制，重点改革和转变政府的管理方式和不规范行为，大力发展个体、微型和中小企业，如果在战略和体制上向加大计划调节和公有制经济比重动摇，在就业和社会公平方面就会形成灾难性的后果。
最后，周天勇就调整战略和发展微型和中小企业，从放宽政府管制、清理政府各部门收费和罚款、集中规范执法、改革融资和土地体制等，提出了思路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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