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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文元委员建议建立五大基本国家补偿制度
本报讯 恩格尔系数平均在0.20以下；基尼系数保持在0.35±0.03；人文发展指数（HDI）保持在0.90以上；二元结构系数保持在1.5左右；生产集约化弹性系数保持在“零增长”的水平。中科院与世界银行共同研究提出了中国要基本达到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具体衡量指标。
这是全国政协委员、致公党中央常委、中国科学院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组组长、首席科学家牛文元日前对记者透露的。据牛文元介绍，这五个具体指标分别表征社会财富、社会公平、经济与社会的协调、统筹城乡的区域经济一体化和资源、能源的消耗速率实现零增长和负增长。
牛文元说，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具有战略性、历史性和基础性的意义。据世界银行在专项研究报告（2002年度）中的计算，独立的地区经济体之间人均GDP的差异保持在1.2至1.4倍，每平方公里土地承载GDP总量（土地产出率）的差异保持在1.4至1.8倍，被认为是一种合理的梯度，过大或过小都不利于整体经济社会的健康与协调发展。
为此，牛文元建议建立五大基本国家补偿制度，以既形成合理的发展梯度（内部原动力），又保证此类梯度不会构成损害社会和谐的财富威胁和心理落差，让国家将二次分配的社会公正性“牢牢地固化在普遍遵循的科学原理之中，体现在有章可循、有理可据的权威性制度之上，从而完成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根本保障。”
第一， 建立国家产业补偿制度。这既要求二次、三次产业对于第一产业合理补偿，又要求产业集群和产业链中的后续产业对于源头产业合理补偿。据牛文元解释，由于农业居于一个十分独特的临界地位，在不足时会立即破坏国家的生存基础，引发社会的剧烈动荡；但在盈余时又往往会遭受轻视甚至不予顾及。依照产粮区在正常年份提供商品粮的平均数额基础上，每多养活一百万人，由第二、第三产业所获利润中给予合理补偿，是产业平衡、社会公平的基本表达，而产业集群和产业链中的后续产业对于源头产业的合理补偿，将会对高消耗资源型、高消耗能源型和高污染环境型的源头产业提供一个合理补偿的公平性框架。
第二， 建立国家土地补偿制度。牛文元说，根据统计分析，近三年我国群体性事件的65%与土地征用和房屋拆迁有关。因此，无论是国家建设用地还是市场商业用地，都应按照土地级差原理和市场增值原理，对于农民失去土地进行合理的补偿，让农民的“土地资源”生产力（收获粮食）合理地转换为“土地资本”生产力（收获利润），从而取消“一次买断”的非公平交易，使农民失去土地后依然具有未来生活的基本保证。
第三， 建立国家生态补偿制度。牛文元说，在广大的国土范围内，一些地区是生态屏障区，一些地区是生态受益区，依照国际通用的“碳源—碳汇”平衡规则，生态受益区应当在享受生态效益的同时，拿出享用“外部效益”溢出的合理份额，对于生态保护区实施补偿。通常生态补偿在三个层面上展开。第一个层面是区域间生态补偿机制，如我国东部地区对于中西部的生态补偿，以巩固和扩大西部退耕还林还草、天然林保护、沙尘暴源治理、三江源保护等的生态效益。第二个层面是大江大河的上、中、下游河段之间的生态补偿机制，以确保上游对中游、中游对下游提供水质、水量都符合生态原则的水资源，这样在中游和下游的发展中，应拿出一个合理的份额对中游和上游的保护实施补偿。第三个层面是一个地区对于饮用水保护地的生态补偿，例如北京对于密云水库库区的补偿等。
第四， 建立国家自然灾害补偿制度。一个国家发生自然灾害在宏观上是不可避免的，在微观上是随机发生的。牛文元建议国家建立自然灾害补偿基金制度，总基金为多年平均灾害损失额的1.5倍，仿照诺贝尔奖金的资本运作模式，由中央政府拿出总基金中的一半，由各省、市、区按照GDP份额分担另一半。通过20至30年的运转之后，每年所产生的资本盈额，将抵平每年由于自然灾害所导致的损失数额，从此国家对于自然灾害损失的补偿将会走向基本的良性循环。
第五， 建立国家社会补偿制度。牛文元说，目前首要任务是建立全社会包括农村在内的社会保障制度、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以及贫困人口、失业人口、库区人口等基本社会保障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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