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读缪尔达尔亚洲的戏剧-南亚国家贫困问题研究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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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finance.sina.com.cn 2006年03月03日 09:12 中国经济时报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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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读缪尔达尔《亚洲的戏剧—南亚国家贫困问题研究》 学者论坛 焦建国 《亚洲的戏剧——南亚国家贫困问题研究》的作者是瑞典经济学家冈纳·缪尔达尔(1898-1992)，他的类似著作还有《世界贫困的挑战——世界反贫困大纲》，这两本著作是他经
缪尔达尔是瑞典学派的领袖之一，制度经济学的主要代表，发展经济学的先驱人物。1974年他和自由主义经济学大师哈耶克一道，因他们“对经济的、社会的和制度现象的内在依赖性的精辟分析”，共获当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缪尔达尔一生经历丰富，早年毕业于法学院，后获经济学博士学位，任大学教授，两度当选议员，先后在政府的几个职能部门做长官，曾在联合国任职。由于缪尔达尔的经济学思想及其政治地位的影响，他成为瑞典这个福利国家的主要构建者之一。 一、没有纯粹的“经济问题”只有问题 缪尔达尔最早阐述了政治价值判断对经济分析的作用。他坚持的信念是“没有纯粹的‘经济问题’，只有问题”。 作为发展经济学家，缪尔达尔把发展经济学的兴起归结为政治原因。根据缪尔达尔的分析，对欠发达国家(地区)的研究，二战以前主要是西方发达国家的文化人类学家；二战结束以后，主角变成了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学家。为什么会这样呢？这不是社会科学自动和自发发展的结果，而是世界政治形势变化的结果。二战结束殖民制度瓦解，欠发达国家本身渴望发展，这些国家的特殊利益集团出于自身利益考虑也渴望发展，但这些不是发展经济学产生的主要原因。缪尔达尔认为，最关键的是，二战结束世界格局随即进入了冷战与对峙，欠发达国家的立场和命运成为发达国家对外政策关注的问题。 “对欠发达国家的问题所进行的研究，经常是出于一个国家或一个集团一时的和狭隘的政治利益或战略利益，而不是为了普遍和永恒的价值……各种各样的研究现在都按照这些研究对美国或西方国家的‘安全’做出的贡献来进行评判”。西方经济学家“在对穷国进行经济研究方面存在偏向的主要根源是多数研究力图按照西方的政治和军事利益的观点——把穷国从共产主义中拯救出来，来看待穷国的内部问题。”没有慈善施舍，只有政治需要。 作为制度经济学家，缪尔达尔将具有社会学本质的经济学的视野落实于现实社会中。他对经济学理论与政策分析作出的重要贡献之一，是创立了循环积累因果关系理论。从整体的观点看，经济学不仅涉及经济领域，还涉及各种社会制度。经济制度是发展着的社会过程的一部分。在一个动态经济社会里社会各因素之间存在着互为因果的关系，某一因素的变化，会引起另一些因素的变化，经济的发展就是在这种相互影响的变化中进行的。所有“非经济”因素——政治的、社会的以及经济的结构、制度和态度(价值观念)，以及所有人与人的关系——必须包括在分析之中。《亚洲的戏剧》从社会结构和文化因素去发掘贫困的原因和摆脱贫困的途径涉及到这些国家的政治建构、宗教传统、人口及种族、教育等问题，还专门探讨腐败对经济增长的阻碍，使人们对贫困问题的复杂性和结构因素有了更深刻的认识。此前，缪尔达尔花费了五年时间写成《进退维谷的美国》(1944)一书，研究美国的种族歧视和黑人贫困问题。他尖锐地指出：“歧视繁殖了歧视。”缪尔达尔一以贯之地沿着这个思路解释南亚的持续贫困。 作为富有人文精神、关注弱势群体的经济学家，缪尔达尔批评“一般的”社会科学家和专业的经济学家无法写出和说出普通人能够理解的东西。这些专家只在圈内写作和互相交谈，削弱了社会科学知识的重要性。“想要影响实际政策选择的经济学家最终必须是让普通人而不是让经济学家中他的同行信服”。缪尔达尔还批评经济学家们试图在科学的客观事实的表象背后隐藏自己的价值假设。经济学家由于本人的经历和服务机构的不同，在发表言论时必然带有明显的立场。因此，经济学研究的价值前提非常重要。“无论这些价值前提是什么，无论它们怎样才能实现，阐明它们是方法论透彻性的第一要求”。他指出，理想和原则、权力关系、民族信念对于经济学研究至关重要，“这种民族信念即使没有决定人民的日常生活行为，也决定了他们长期的奋斗行为。”缪尔达尔的明确立场是，研究南亚国家不同于研究发达国家所需要的理论假设 需要“用其他新的、更适合于这些国家现实的理论和概念代替常规的理论和概念”“建立能够解释这些经济的独特性质的机制”。 《亚洲的戏剧》内容宏富，极具创见。虽然到了几十年以后的今天，时过境迁，今非昔比，但缪尔达尔在研究贫困中的发现以及这部著作的一些思想，具有普遍的意义和永恒的价值，对我们认识贫困现象和解决这一社会问题仍旧有启发意义。现在看来，他的关于“平等、教育与发展”的观点、关于“软政权、腐败与发展”的思想是最具震撼力的。 二、平等、教育与发展 缪尔达尔在本书里探讨了南亚国家贫穷落后的根源，指出贫困问题的制度约束。制度性贫困根源于人民低下的参与程度和刚性的、不平等的社会分层。不平等及其加剧的趋势，成为对发展的限制与障碍的复合体。社会不平等是经济不平等的一个主要原因同时经济不平等又加剧了社会不平等最终使一个国家很难摆脱贫困。 他在另一本书《世界贫困的挑战》中具体地分析说，发展中国家的贫困归根结底是因为“不平等的社会结构”，社会进步的每一点成果都被“掌握实际权力的上层集团”所瓜分，而下层贫困阶层的“分裂又阻碍了他们为他们共同利益而促进改革的努力”；同时，很多国家腐败盛行，“政府越来越多地落入富人和权势人物掌握之中”，使得原本不平等的社会结构更加刚性化；最终的结果是经济发展的努力只使少数把持着工业部门的富人受益，而民众得到的却是“日益扩大的贫困”。 由于贫困造成的生理与心理后果和穷人无法施展自己的才智，不平等将致使增长放慢。越公平则增长越快。因此，需要扭转这一趋势创造更大的平等作为加速发展的一个条件。缪尔达尔还指出，消费增长可以促使生产力增长，因此在发展中国家消费增长实际上就是投资增长。同样，实行收入再分配的福利国家将刺激需求水平上升和增长速度加快。 1984年，缪尔达尔作为发展经济学的先驱人物被世界银行邀请，对他的早期思想进行回顾和评价。此时此刻，缪尔达尔对十五年来(1969-1984)发展中国家的现实极大地失望，他认为这些国家的实际情况要比官方提供的数据差得多。人民的穷困“现在几乎到处都在加剧，而且走向极端”。 为什么贫困现象在独立十多年后并没有有效的得到遏制呢？缪尔达尔分析了其中深刻的社会结构根源。20世纪60年代，南亚地区占主要地位的无疑是传统因素，而殖民统治又渗入了许多现代化的因素。一方面是保留着几千年几乎凝固不变的自然经济的传统观念的普通民众，另一方面受过西方思想熏陶、居于上层社会精英阶层试图改造社会，处于社会转型期，两者的隔膜是严重的。 那里的宗教作为精神支柱，教化贫苦大众忍受现世苦难，期待来世幸福；尽管宗教因素与现代化理念相悖，并缓慢地逐渐减弱但社会精英认可的是宗教所造成的社会等级制度种姓已逐渐转化成为特殊利益集团。政治民主和平等一直是精英寻求的目标但在这种社会结构中，上层社会只能标榜“代表”的旗帜、以“中间阶层”的代表自居，这就使真正照顾下层贫民发展的进步措施难以得到应有的重视。国家希望以计划的实施为捷径来发展自己，但计划并不能达到相像的效果。除了计划之外，南亚的发展也求助于制度变革。制度安排作为调整各个利益集团的博弈，由于缺乏公平自由的竞争环境，倾斜的制度安排更难以真正达到目的而且与民众、精英的不和谐态度掺杂在一起，致使经济发展缓慢。本质上是，不平等的社会地位支配着倾斜的政策选择！ 关于教育问题，缪尔达尔在《世界贫困的挑战》中说：“西方发达国家的受过教育的年轻人，正在被组成许多团队前往几千英里以外的不发达国家，经常是到乡村中帮助和教育贫苦大众。与此同时，这些不发达国家自己学校的毕业生却想不到这样去做，而是愿意挤在城市中做受过教育的失业者，或为了创造‘合适的’工作而要求他们的政府扩大其行政机构。”不平等的社会地位也支配着个人的就业行为选择！因此，他提出要改变这种状况。广泛开展成人教育，优先发展初等教育，停办一些普通中等学校和高等学校，或改变教学方向；发展技术培训和职业培训，培养更多的教师、医生、技师和农艺师。教育要能够实实在在地提高生产力。 三、软政权、腐败与发展 缪尔达尔提出了“软政权”这样一个概念。它表现为，缺乏立法和具体法律的遵守与实施，各级公务人员普遍不遵从交给他们的规章与指令，并且常常和那些他们本应管束其行为的有权势的人们与集团串通一气，通行“权钱交易”原则。 “软政权”的一个突出特点是行政的随意性控制，那些掌握经济、社会和政治大权的人，利用随意性控制牟取暴利。即使制定了法律，也不被遵守、不易实施。在“软政权”中，制度、法律、规范、指令、条例等都是软约束，可以讨价还价，可以执行也可以不执行，有好处时执行，没有好处时不执行；有“关系”时执行，没有关系时不执行。 软政权实质上是一个由少数人设计的用以最大化政治控制和寻租活动的政体。(1)设租——寻租，竞相牟利。软政权提供可由上等阶层任意享用的谋利机会；社会地位低下的人也“见缝插针”，千方百计寻找一些机会谋求小利。(2)相互矛盾的控制广泛存在，由此孽生出更多的、更随意性的控制，这些控制远大于规范的必要控制，这就逼迫经济主体不得不把主要精力放在与官员打交道上，而不是放在市场竞争上。(3)掌握随意性控制权的行政官员与维护这种随意控制秩序的政治家勾结，不断地扩大着他们的既得利益。模棱两可的控制制度，在具体应用时变成任意的行政判断，权力在此基础上被进一步放大。特别是在一个“关系”起着极大作用的环境里，商界和官场合谋从体制中得到既得利益，成为一种自然的趋势。 缪尔达尔把“软政权”作为不发达国家的一个重要特征。尽管程度不同，但所有的不发达国家都属“软政权”。为什么会产生“软政权”？从根本上讲，是因为权力集中在上等阶层手中，他们应该能够提供平等的法律和政策措施，但是居于至高无上的地位又阻挠其实施。软政权的形成为发展中国家的特有政治机制。 在缪尔达尔的语义中，“软政权”随意性的行政控制是与高度的强制、暴力和残酷十分兼容的，与独裁主义和家长主义的遗产相一致。值得注意的是，“软政权”并不是掌权者真正的“软弱”或“文雅”，而在于掌权者不愿意为了实施他们所宣布的政策目标进行强制，是权力结构、实际目标与口头表白之间差距的反应。直白地说，就是口是心非，说一套，做一套。在这里，官员们利用公共职责相威胁，从中作梗和拖延，用以谋取个人利益，妨碍各级决策和实施。 “软政权”包括所有的社会纪律在内，它们相互关联，在因果循环中彼此放任、甚至彼此诱发造成累积效应。腐败在根本上不过是“软政权”的一个具体表现。它们相互联系、相互促进。一方面，“软政权”为腐败提供大环境；另一方面，因累积效应的因果循环，腐败的盛行又让这些国家保持“软政权”的巨大力量。寻租和腐败的蔓延给腐败的政治家和不诚实的官员及商人在保持并加强这类控制上以既得利益。 缪尔达尔还概括了“腐败民俗学”的现象。“腐败心理”，即“掌握权力者”会认为“可以为了自己的利益、家庭的利益或他觉得应当忠于的社会集团的利益来利用权力。”当人们默认腐败是一种正常行为方式时，就形成了“腐败民俗学”。也就是见怪不怪，习惯成自然。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 “软政权”造成的后果是严重的。一方面，在私人领域，引入理性的利润动机和市场行为是困难的；另一方面，在公共权力领域，抑制、消除个人利益动机也同样是困难的。这样，市场经济的“游戏规则”难以确立或失效；社会收入分配机制扭曲，人们不是把精力放在寻利上，而是用在寻租上；降低政府的权威，影响经济和社会稳定；等等。一言以蔽之，“腐败行为对任何实现现代化理想的努力都是极其有害的。腐败盛行造成了发展的强大障碍与抑制。” 与“软政权”相对应的是“硬政权”。由“软政权”向“硬政权”的转变，是一个减少腐败的过程，是一个产权强化、政权硬化、制度化、法律化及经济自由化的过程。历史比较地看，我们看到现在的发达国家(如西北欧)腐败非常有限。实际上，在进入近现代社会之前，这些国家的腐败也很普遍，但与今天的不发达国家相比，政权无论如何要“硬”得多。这些国家在经济自由化的过程中构筑起了强大的“硬政权”。与自由市场经济相对应的政权，其基本特征就是以高度的个人廉洁和效率为标志的政治和行政体制。 为什么一些国家富裕而另一些国家贫困？道格拉斯·诺思说，“由于缺少进入有法律约束和其他制度化社会的机会，造成了现今发展中国家的经济长期停滞不前。”通俗地说，发达国家一定是政治制度发达，没有发达的政治制度，就不可能有发达的经济，就不可能有发达的国家。之所以人家是发达国家，你是发展中国家，就是因为缺乏相应的法律和制度这个必要的前提条件。“如果没有更大的社会纪律，南亚几乎没有迅速发展的希望……” 缪尔达尔积15年之功，在南亚和东南亚实地考察，写出《亚洲的戏剧》和《世界贫困的挑战》这样的充满人文关怀、具有真知灼见的传世之作。 (作者单位：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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