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阳农民工工会谋求制度化生存

　　组织形式没有依托经费来源没有保障

　　编者按：

　　从今天起，本报将推出“寻找未来改革新动力”特别报道。在这组报道中，我们将就目前人们关注的新农村建设、房改、医改、教改、国有企业改革、资本市场改革以及政府 职能改革、“非公经济36条”落实情况等相关话题进行报道，对以往改革中的得与失进行剖析，并力求探讨下一步改革中需要解决的问题和路径。

　　2月28日上午，东北最大的零工劳动力市场———沈阳鲁园劳动力市场大厅里，高举“烧烤技师”牌子的贾洪忱，拥挤在2700多人的农民工找活队伍中。“我们来鲁园不是看洋景的，就是要找口饭吃”，与记者说话的当口儿，一个个体老板样子的人出现了，贾洪忱一下冲了上去，可不到半分钟就怏怏的回来了———“只要女的做保姆”，

　　嘴里嘟囔着。

　　28岁的贾洪忱来自吉林省辽源市，去年年底，把一年下来挣得的钱寄回家后，只留200块钱在身上准备再找活的他，因为冬季烧烤的活儿少，始终没有找到工作，“马上就要过年了，当时连吃饭的钱都快没了”，他告诉记者。

　　“不过，我可回家过了个好年，因为我是鲁园工会的会员。”一提到鲁园工会，贾洪忱的眼神中流出难得的喜悦。

　　代言农民工利益

　　鲁园工会位于劳动力市场大厅左手边100米外的一间简易房里。一台颜色发黄的电脑、四套办公座椅、一组简单的沙发和茶几以及一个存放资料的铁卷柜，将30平方米的屋子占得满满当当。

　　2005年4月24日，就是在这里，成立了全国第一家零工市场农民工工会。“以发展会员为主线、以维权帮助为重点、以法律援助为立足点，以发布用工信息为平台，以教育培训为基点”，鲁园工会常务副主席张学东从5个方面介绍鲁园工会的工作。

　　工会副主席杨春文向记者介绍，10个月来，鲁园工会有记录的接待来访1300多次，成功维权51起，涉及金额23．4万；发展会员来自21个省市的5281人（包括没使用身份证，口头登记的）；发布用工信息1900多条，直接帮忙找到工作1200人次。作为全国第一个由农民工选出来的、农民工身份的工会干部，内蒙古师范大学毕业的杨春文当时以86票（共93票）当选为工会副主席。

　　在2005年4月24日鲁园工会成立当天，“啥也没想，听说能帮农民工讨薪就加入”的贾洪忱，在去年年底饥寒交迫时，杨春文找到了他。通过鲁园工会，他不仅拿到了沈阳市总工会发给困难农民工返乡的火车票和返乡每天15元的伙食补助，“甚至还有一件崭新的羽绒服！”

　　对于农民工最关心的维权工作，鲁园工会摸索出了5种办法：成立农民工维权协会，以一个组织的形式，带着鲁园工会印制的“给雇主的一封信”到用工老板处开展“阵地战”；建立用工老板不诚信曝光板，提示农民工小心一些欠薪的老板；此外，还有开通法律援助热线、公布维权记录板、借助新闻媒体帮助。

　　2006年3月2日上午，患有骨结核疾病的浙江农民工倪裕春，终于在沈阳市大东区胸科医院做了手术治疗。因为没有钱，33岁的倪裕春曾想用割腕自杀结束自己的生命，后被邻居发现救起，医院也曾拒绝为他治疗。直到杨春文们通过鲁园工会发出倡议，奔走半个多月，把筹集到的10214元交到医院，一切才得到解决。

　　这10214元钱，有来自社会未留姓名的三位女士和一位男士的共计4400元，沈阳市总工会筹集2190元，鲁园工会以组织的名义捐1000元，倪裕春家属捐1300元，剩下的金额相对最少的324元却是由57个人捐的。在一份详细的捐款登记单上，记者看到一份来自农民工为农民工捐助的记录：最少的是5毛，最多的是四位工会干部的每人20元。

　　农民工王鑫捐了5块钱，他表示钱不多，但这件事对他触动很大。靠给大楼刷涂料挣钱的他，每天是高空作业，工作时“就是一根绳子、一块板”。王鑫说：“无家无业，要是鲁园工会不管，倪裕春这次就算完了；可想到我自己的事，心里也没底，咨询过买保险的人了，像我们这种高危险性工作根本不给我们投保。”

　　杨春文说：“我们不仅仅是为了一个农民工捐款，更是呼吁整个社会关注农民工的医疗保障问题，因为这个问题已经确确实实地摆在了我们面前。”

　　据全国总工会政策调研室副主任方丹介绍，目前农民工已经占全国人口总数的1／10，劳动力总数的1／7。已经成为中国产业工人主体的农民工，仍是一个缺乏自身利益代言机构的松散人群。以建筑工人聚集的北京为例，北京农友之子教育中心发起人柴利滨介绍说，目前北京还没有一家自下而上的农民工工会组织。即使是她自己的中心，也因为经费、人员等问题尚处于“打游击”状态。

　　“这些农民工既然获得国家承认的产业工人地位，如果不能走进现有体制下的工会，为什么不能成立自己的组织？”柴利滨认为，成立农民工自己的组织是“必要、必须且理所当然的”。

　　辽宁省总工会秘书长闫万达认为，鲁园工会在发展会员的工作方式上是工会组织的回归。他说：“现在我们都提倡把农民工‘组织起来，切实维权’，鲁园工会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逆向思维。通过为农民工办实事，形成工会影响力、凝聚力，使农民工返回来加入工会，这恰恰回到了工会组织的本源。”

　　能不能为农民工做一些免费的、实用的技术培训，让农民工也找点好活干？能不能给我们做厨师的农民工组织一个免费的体检，办个健康证？能不能有一些不收钱的工作中介？采访中，记者不时地听到这样的疑问。鲁园工会副主席杜荣杰不无感慨地对说，“农民工工会的路是越走越宽，责任也越来越大”。

　　寻求制度保障

　　不同于以往的工会组织形式，鲁园工会既不是依托企业，也不是依托所在地建立起来的。主抓鲁园工会的沈阳市总工会副主席张金城认为，鲁园工会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模式”，是适应社会发展需要，为城市里相对最弱势、流动性最强的打零工的农民工群体建立的一个“真空”组织。

　　目前，鲁园工会基本上还是靠工会干部的工作热忱在维持着工会的运作。民工刘洪霞被一家饭店拖欠150元工资，找到鲁园工会后，杨春文去了2次饭店、4次沈河区劳动局、1次沈河区个体工商协会，并借助媒体曝光3次，历时1个月零2天，才使刘洪霞拿到了劳动所得。

　　以工会会费为例，虽然鲁园工会的入会程序上有“会费为会员当月工资千分之五的规定”，但杨春文表示，实际上交会费完全是靠会员自愿：“一是农民工没有多少钱；二来农民工的流动性太强了。”

　　截至2月底，鲁园工会收来的会费仅有1650元。经费来源主要是靠沈阳市总工会和和平区总工会的拨款。而沈阳市总工会和和平区总工会究竟能支持多久，谁也不敢保证。

　　没有经费来源的保障，鲁园工会作为一级工会组织能走多远？对于这个问题的探讨，2月5日，我报在头版头条位置刊发了《沈阳农民工工会的生存之惑》的报道，引起了深刻的社会反响。

　　针对这篇报道，2月2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华全国总工会主席王兆国，中华全国总工会副主席、书记处第一书记孙

春兰分别做了批示。批示表示“要对省、市总的积极探索成立农民工工会给予大力鼓励和支持；对鲁园工会的经费困难，全总、省总、市总都要支持，坚持办下去；对鲁园农民工工会实践探索的成功经验要总结、完善，对存在的困难和问题要从制度建设上解决。”

　　依据批示精神，2月28日—3月2日，由全国总工会书记处书记张秋俭带队、一行6人组成的“全总沈阳鲁园农民工工会调研组”来到鲁园工会进行了实地调研。张秋俭表示，对鲁园工会这样一个特殊的工会组织模式，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如何生存发展、如何制度化和规范化是此次全总调研的重点。

　　3月2日，张金城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鲁园工会的精髓是“组织”和“维权”，作为一个新的组织模式，鲁园工会的制度建设要从实际出发。“不能用原来工会组织模式的制度去框框这个组织载体，否则会框死了这个新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