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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乌几千年来散漫狭隘的小农经济得到改变，与一位明朝著名抗倭将领戚继光有关。
世人皆知“戚家军”，却很少有人知道，戚继光是招募到三千义乌兵后才屡战屡胜赢得这一称号。这些被戚认为“性杂于机诈勇锐之间”的义乌人，在军营里第一次严格分工合作，天天操练需要长短兵器互相配合的“鸳鸯阵法”。
后来，分工与合作的习惯随着解甲归田的义乌兵回到家乡，历史就这样偶然地播下了火种。
回乡的义乌兵不习农务只善游走，加上地少人稠，他们便肩挑货郎担，手摇波浪鼓，走街串巷去“敲糖”以谋生计。据传，可敲成小颗的红糖块也与义乌兵关系莫大。这种福建盛产的甘蔗随抗倭将士传回来，连紧邻的金华等地都没有，“敲糖”人故而广受欢迎。
越来越多农民在农闲季节加入“敲糖”队伍，换取鸡毛沤肥来改变当地酸性过重的贫瘠土壤。《义乌县志》记载：“清咸丰同治年间，糖担货舱增至妇女所需针线脂粉等小商品。抗日战争前夕，本县操此业的人数增加到数万，发展成为独特的行业———敲糖帮。”
庞大的“敲糖帮”分工明确组织严密，各队“行商”所走线路均按实力统一划分，而各级“坐商”则分别负责垫付百货、途中设栈补货，以及最后回收所换回的东西。鼎盛时期，敲糖帮网络密布江南，活动范围南至广东、西至湖南、北到徐州。
不过，随着货币资本的兴盛和战争的到来，以物易物的“敲糖帮”渐渐衰落，而建国后一系列运动则彻底摧毁了它严密的组织体系，“敲糖帮”销声匿迹。
郑礼龙，义乌华丽织造公司董事长，过去的“敲糖佬”，见证了义乌小商品市场的今昔。很难想象，在许多个年关和梅雨季节，这位瘦削的身家几千万的都挑着几百斤红糖和百货，避开各地“打办”(打击投机倒把办公室的简称)，终日奔走在穷乡僻壤甚至崇山峻岭之中。
他当过兵，做过生产队长，也去江西打过工，1975年5月，30岁的郑礼龙第一次跟着邻村一位战友去云南敲糖，货郎担里装满了从镇上一位女摊贩朱宝球那里购进的玻璃珠子、刨皮刀。
朱宝球是第一位为敲糖人提供货源的摊主，今天的全球最大小商品市场正是起源于她所在的廿三里镇。当时一群妇女提着篮子象游击队员一样偷着供货。
带着这些廿三里的百货，郑礼龙那一趟净赚100多元，那是他第一次拿到这么多钱，欣喜若狂。此后，他每年都外出敲糖。
1980年，义乌县政府恢复颁发《小百货敲糖换化肥临时许可证》，“敲糖帮”再次合法。
“糖担”就这样越来越多，在义乌尚不合法的集市日益热闹。
1982年9月5日，县政府、稠城镇、工商局决定开放“稠城镇小百货市场”，地点在湖清门一条臭水沟。开业当天，县领导无一到场，也没派代表。
头一回有了父母官撑腰，老百姓热情勃发。
象许多敲糖人一样，郑礼龙也放下挑了8年的货郎担，走进市场摆起小摊。
在买卖过程中，郑礼龙发现彩绸发带非常好卖，1983年办起一个丝绸厂。名曰厂，其实只有两个人，他和13岁的女儿。每天晚上，他们将各色彩绸用刀片划成条，睡眼朦胧，刀片常常走岔，他的手上至今还留有当年的累累划痕。
每天早上7点，郑礼龙和乡亲们一起用自行车驮着三大包货赶往市场，总是不到9点就被抢光。女儿则忙着把彩绸分给村里、甚至邻村的乡亲，扎成头花后送回来，郑山头村成为一个头花专业村。
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后，义乌开始鼓励兴建工业。1996年，郑礼龙进口了两台彩带机，开始了一段最黄金的岁月。拿货的车子总是停在门口，工人24小时连轴转，每天净赚的就有四五万。
随后几十家彩带厂仿佛一夜之间冒了出来，郑礼龙50多万元一台的进口机器被迫停产，他转行开始了生产粘扣带的平静日子。
(短信编号P11513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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