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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健国
读罢2月27日“南都报”钟凯的时评，我觉得在辩论“《物权法》究竟保护谁的利益”之前，先要解决“谁在制定《物权法》”这个基础问题。
这是因为想起了自己遇到的一件与《物权法》相关的个案——
“叶开泰被强行剥夺股权的故事”，发现于1992年——我在采访国营武汉健民制药厂历史时发现，该厂前身是已有375年悠久历史，与北京同仁堂齐名的中国四大古老药店之一的叶开泰药店。叶开泰药店在1953年6月1日被迫摘下老招牌，与武汉陈太乙、陈天宝三家药店合并为“私营武汉健民制药厂”；1955年10月1日，又在“公私合营”运动中被迫改为“公私合营武汉健民制药厂”“合营企业一律受公方领导”；1966年9月“文革”浩劫盛行，“健民”随着全国公私合营企业一起“为资本家算清全部利息”而成为“国营武汉健民制药厂”，从此，原武汉健民制药厂的资方股东，叶开泰的第十一代子孙叶元利等人，就在并未得到分文利息的情形下，强行剥夺了“健民”“私股股东”的一切权利，40年来再也没有收到过“付给私股股东的利息”。
“改革开放”后，叶开泰的后裔开始了“维权”，对于武汉健民制药厂在1988年重挂“武汉叶开泰制药厂”之牌，一直表示抗议。他们认为，“国营健民”既借“文革”非法剥夺叶开泰家族的应有股份，又乘改革非法盗用叶开泰无形资产，早已中断叶开泰“修盒虽无人见，存心自有天知”的“虔诚修盒，遵古炮制”管理制度，滥打叶开泰招牌，一有欺世盗名之嫌，二有侵犯叶开泰家族无形资产之过。1990年，叶开泰第十一代子孙叶元双女士代表叶开泰家族从美国洛杉矶给“健民”写来了一封抗争信。
此事直到12年后才开始有转机——2005年11月28日，湖北省人大代表、武汉健民药业集团董事长鲍俊华对记者透露：武汉健民药业集团正在考虑对五十年来在“公私合营”中受损的资方股东叶开泰家族进行股份赔偿——此举将成为中国大陆民间自发为1955年的“公私合营”运动中受伤受损的资方股东平反赔偿的第一枝“报春花”。
鲍俊华为何能说出“还股权于叶开泰家”的符合《物权法》的法治之言？知情人说，除了鲍俊华本人的学养、见识、境界，一个根本原因是，原国营武汉健民制药厂已于2005年8月5日为浙江民企华立集团收购控股；由国营变成了民营，而华立集团老板汪力成也是一个脱离国企自创私营企业的民营老板，具有“共生主义”思想倾向的“共识、共和、共创、共享”经营理念，对叶开泰的遭遇有“未雨绸缪”的“同病相怜”。因为有鲍俊华和汪力成这样两个人，才有了在《物权法》尚未通过，就大胆为1955“公私合营”运动平反的动议。此举若真正实施推广，则当年全国29598个“公私合营”企业中的许多“资方”，其被剥夺的财产，将可能得到一点补偿。这将是中国大陆落实《物权法》的一个标志性事件。
值得注意的是，叶开泰的后裔关于“还股权于叶开泰家”的申诉曾投寄于大陆多家媒体，却从来不能刊出。
可见，制定一部真正公平的《物权法》，首先要有保障“集思广益，言路畅通”的言论自由之法治基础。如果今日讨论制定《物权法》的代表并广泛民主选举产生，讨论制定《物权法》时不能让讨论制定《物权法》的代表充分地及时地听取广大公民对于制定《物权法》的意见，那么这《物权法》就是最终通过，又何以保证其公正、公平、可操作性呢？
真正由大多数人民主参与意见制定的《物权法》必然代表大多数人的利益，反之，则可想而知。离开这个基础谈什么“《物权法》究竟保护谁的利益”，徒然浪费光阴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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