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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飞
据悉，京津冀区域发展规划作为“十一五”规划的子规划之一，即将提交全国人大。这一规划的重要目标是解决“环京津贫困带”问题。（2月27日《新京报》）
专家发现，与上海相比，北京的高速发展并没有形成对周边地区的辐射效应。相反
，周边人才、资源不断向北京集中，掏空了“贫困带”脱贫致富的资本和动力，进一步拉大了区域间的经济差异。新发布的2006年《中国区域发展蓝皮书》指出，“环京津贫困带”贫困人口达到272．6万。人均ＧＤＰ排行全国第二的首都被一个270多万人的贫困带所包围，这实属世界罕见。地域上相隔咫尺，贫富程度却有天渊之别，这既显得刺眼，又另人深思。
北京一枝独秀，却没有成为带动区域经济发展的“龙头”，这令传统的经济学理论多少有些黯然。根据书本上的理论，某一地区经历一段时间的高速发展之后，资本总量不断膨胀，但投资回报率将呈现递减的趋势，逐渐无法满足投资者的回报要求；而周边地区经济发展滞后，资本稀缺，投资回报率却相对较高。精明的投资者会发现，在落后的周边地区投入一块钱，要比在经济发达的中心地区回报更大。最终，资本将从投资回报率低的地区流入投资回报率高的地带，驱动落后地区经济腾飞。可惜的是，这个美好的故事至今没有在“环京津贫困带”成为现实。
脆弱的假设前提通常是经济学理论的命门。资本由发达地区流向不发达地区，前提是市场成为资本配置的支配者。然而，在“环京津贫困带”这个特定的区域，这个假设前提无比脆弱。
经济学家陈志武讲述过一个“北京的故事”，梳理了北京50多年来经济飞跃发展的历程。故事告诉我们：当政府成为对财政资源、物质资源、金融资源和人力资源的全面控制权，完全由政府取代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权力大小就会成为决定区域经济发展快慢和个人收入水平高低的决定力量。作为全国权力中心的北京，在事实上拥有了经济发展的“特权”，无论是计划经济时代还是现在，北京永远不会缺乏投资。从1978年到2002年，尽管资本回报率仅为40．54％远低于５９．１６％的全国平均水平，但北京永远不会缺乏投资，“只要需要，任何北京工程都将被首先供资支持”。
如果政府权力成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力量，投资回报率就不再是投资者最重要的考量。根据距离权力中心的距离（这里并非指地理距离），不同的地区有一个固定的排序，靠前着优先获得发展的特权。即使投资回报率再低，只要受到权力的亲睐，就能够旱涝保收；如果受到权力的忽视，即使潜在的投资回报率再高，资本只怕也只能绕道走。上海与北京相似，同样拥有经济发展的特权。但幸运的是，权力的能量未充分发挥，而市场的内力精进得飞快，对于配置资源的支配权日渐扩大，为实现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奠定了基础。
显而易见，“北京故事”中蕴涵着破解“贫困带”的答案。政府取代市场越多，地区间的发展就越不平衡。消除“环京津贫困带”，需要依靠增加各种资源投入和支持；而要实现这一点，就必须解除权力对资源配置的全面控制。简言之，消除经济发展的特权，让市场力量促使资源的自由流动，才有可能消除区域间畸形扩大的贫富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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