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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石川
2月27日有两条关涉贫困的新闻引人注目。一是《第一财经日报》报道，中国扶贫基金会会长段应碧说：“最贫困的10％的人口，所得的收入占国民收入总额的1．8％，而最富有的10％的人口，所得的收入占国民收入总额的将近30％。”一是《新京报》报道，《中国区域发展蓝皮书》发布，“环京津贫困带”贫困人口达到272．6万。
先稍加辨析这两条新闻，前者是从整体上阐述贫富差距悬殊，参照以前的数据可以发现，我国贫富分化的速度不是减缓而是加快；后者说的是贫困个案，上海和北京尽管是我国经济发展的两个超级大都市，但对周边地区的辐射带动效应不尽如人意。两条新闻都指向一个命题：贫困现象不容小觑。现在，反贫困已成为国人共识，问题是，该如何反贫困呢？
众所周知，弱势群体的贫困一般分为物质贫困、能力贫困和权利贫困。某些地方的居民经济上捉襟见肘，甚至处于食不果腹的困苦境地，表面上看，是因为他们致富途径单一，谋生本领低下，也就是说他们能力贫困。但追本溯源起来，能力贫困的终极原因是权利贫困，权利贫困才是造成弱势群体举步维艰的始作俑者。
中国综合开发研究院国情中心主任丁四保，2005年下半年对东北地区5个资源枯竭城市的贫困群体进行了调查。他对城市贫困居民做这样的描述：离开原有在国企或者集体企业的工作后，大部分员工在实现再就业、获得失业和养老保险、参加就业培训、享受医疗和教育
服务方面，遭遇严重的排斥。（见2006年第6期《凤凰周刊》）显然，正是因为这些人在再就业、养老保险和医疗等方面的权利付之阙如，才一步一步致贫和返贫的。如果他们能处于权利富裕的景况，结局势必不会如此尴尬。
再以农民为例。目前，我国绝大多数的贫困人口生活在农村。“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浮在表面上的原因是，横亘多年的城乡二元体制仍然坚如磐石、工业反哺农业的步伐推进迟缓等等。从深层次讲，农民贫困的根源仍是权利贫困。具体而言，农民无法享受和市民一样的优质教育资源，也无法享受和市民并驾齐驱的社保、医保等权利。最根本的权利贫困则是，农民的土地财产权利无法得到严格地维护。比如，在某些地方的城市化进程中，农民的珍贵土地受到不公平的对待，被强行贱卖，他们只能忍声吞气，往往无法如愿地伸张或者捍卫权利。
如果不能采取积极措施消除弱势群体的权利贫困，贫富分化将会持续拉大。令人担忧的是，现如今，富人与穷人这两个群体之间缺乏良性互动，某些富人直言不讳地仇穷，一些穷人对富人也多有讥言。这将导致可怕的后果，正如学者孙立平忧虑：“大众和精英裂痕的加深会导致什么情况的出现？在结构层面上，可能是上层阶级化、下层碎片化；在行动层面上，则是上层寡头化，下层民粹化。”显然，这是谁也不愿意看到的双输结局。
因此，迫在眉睫的要务是弥补富者更富贫者更贫之间的鸿沟，这一方面固然需要富裕人群有更多的公民意识和社会责任，另一方面也需要相关部门进行公平公正合理的收入分配。反贫困的前提是反权利贫困，寻求釜底抽薪之道，就是消除弱势群体的权利贫困，不能让他们成为“权利的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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