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里人、乡下人”还会世袭吗？

　　我国将逐步建立城乡统一的户籍制

　　如何完善支农长效机制，是许多人关注的话题。农业部部长杜青林25日表示，要进一步消除制约城乡协调发展的体制性障碍，改革户籍管理制度，逐步建立城乡统一的户口登记管理制度，放宽城市户口迁移限制。

　　杜青林是在向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次会议汇报当前农业和农村工作情况时作上述表示的。他说，要着力推进机制创新，不断完善支农长效机制。要重点加快建立两方面支农机制。

　　特定历史产生特定的户籍制度

　　“从来没有一项制度如此讨人欢心。”

　　“从来没有一项制度如此令人憎恶。”

　　在记者就户籍制度改革这个话题进行采访时，这两句话不断地跃入脑海。

　　任何一项合理或者不合理的制度的产生和发展，都不会是毫无缘由的。尤其是户籍制度，其形成更是有其深刻的历史背景。

　　1958年定城里人乡下人

　　说起1958年，很多人都会想起“大跃进”。作为急于求成的乌托邦试验，以失败告终的“大跃进”已湮没在历史的尘埃中。但是，这一年确立的另一项制度却保留了下来，成为中国为数不多的跨世纪的“长寿”管理制度。

　　1958年1月9日，经全国人大常委会讨论通过，毛泽东签署一号主席令，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部户籍制度：《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条例》确立了一套颇为完善的户籍管理制度，它包括常住、暂住、出生、死亡、迁出、迁入、变更等7项人口登记制度。

　　随着这项管理制度的实施，解放前因为生计到北京当学徒的河北人突然拥有了北京户口，而为了躲避战乱迁居河北某个偏远乡村的老北京突然得到了河北户口。在懵懂间，人们的命运突然被组织化、凝固化了。

　　在这项制度的严格管理下，农民进城谋生是得不到法律认可的，不同地区间的人员也不能轻易地迁徙和流动。

　　换句话说，从那个时候开始，“北京人”、“上海人”、“广州人”，“城里人”、“街里人”、“乡下人”就不再仅仅是一个地域概念，而是一个严格的法律概念。在这个概念的背后，则是截然不同的人生和命运。

　　金庸家族迁徙看户籍制

　　在当今中国，浙江海宁查氏算得上名门望族：从海宁查家走出来的有著名武侠小说作家金庸（原名查良镛），金庸的哥哥、香港著名实业家查济民等；与海宁查氏有关的重要人物有曾任中国证监会副主席的史美伦（查济民的儿媳）等。

　　2005年4月初，浙江省嘉兴市、海宁市等地的十几名查姓后裔专程赴江西省婺源县浙源乡寻根，此举在相关地区的查氏家族中被引为盛事。

　　将两地查氏重新联系起来的婺源查氏与金庸有书信来往。金庸曾在给婺源查氏的回信中写道：“据长辈所言，我家的确于早年自婺源迁浙江海宁，故我们应是本家。”

　　海宁查氏的先祖查瑜于元代从婺源迁往海宁。而婺源查氏的起源则是北宋太祖乾德元年，查文徵从外地迁往该地隐居……

　　在查氏的繁衍故事中，人们看到的一个重要词汇是“迁徙”。事实上，每一个保存族谱的家族中，“先祖xx于x年迁到x地”的内容是最重要的记载。

　　当然，中国也有过限制自由迁徙和强制迁徙的历史。如明太祖朱元璋被称为中国历朝最想把农民束缚在土地上的皇帝。而明朝末年的战乱导致四川人口锐减之后，清朝初年朝廷曾采用武力手段进行“两湖填四川”，将两省的人口强行迁入四川。

　　但是纵观历代，多数时期，老百姓的迁徙一般不会受到制度的阻拦。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1958年。

　　在严格的户籍制度管理下，城市与农村以及城市之间都是“隔离”的。出生在农村的孩子如果想进入城市，只有考学、参军（提干）、招工（或者顶替在城市工作的父辈）等非常有限的几种。而城市之间的户口迁移也是非常困难的，特别是从小城镇迁往大中城市。

　　1978年之后，中国的户籍制度逐步有所松动，近年来，相当一部分省市已经开始了户籍制度改革的探索。但是，北京、深圳、上海等一些城市仍然实行严格的户口管制。

　　特定历史下的制度

　　户籍管理是国家行政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和重要基础性工作，也是国家行政管理的一项基本制度。在国际上，实行户籍管理制度的国家并不少，一些国家的户籍管理称为“民事登记”、“生命登记”、“人事登记”。但是，像中国这样将户口如此紧密地和公民个人的命运捆绑起来的户籍制度则可以说并不多见。

　　新中国成立之后，政府之所以要建立严格的户籍管理制度，是基于以下原因：

　　首先是经济原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百姓获得了前所未有的休养生息机会，人口激增。但是由于连年战争的严重破坏，以及朝鲜战争等外部因素的影响，粮食等日用必需品的供求矛盾越来越突出。为此，国家逐步实行与户口性质相挂钩的粮油统购统销政策。

　　第二个原因则是为了稳固新生的共和国政权。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世界产生东西方对峙的两大阵营，选择了“一边倒”策略的共和国政权不仅需要继续与偏安台湾岛的国民党残余势力进行斗争，还不得不直接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进行短兵相接的较量。在中国大陆，还残留着一定数量的土匪、敌特分子。在这种情况下，实行户籍制度有利于打击敌对势力的渗透，确保共和国的安全。

　　第三个原因则是源于毛泽东“赶英超美”、“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乌托邦梦想。为了更高效地集中全社会的资源，必须提高全国人民的组织化程度，使得他们都变为组织的一员。要做到这一点，户籍登记和管制无疑是不可或缺的基础工作。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和完善，划分“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实行城乡分割的户籍管理二元结构，已经越来越阻碍人力资源的优化配置和地区间的合理流动，越来越不利于城市化建设和农村经济的发展，越来越不适应形势发展的要求。

　　当然，不可否认户籍制度曾经发挥过重要的历史作用，时至今日，户籍管理制度在社会管理中的作用也是不可完全抹杀的。公安部一位负责人评价户籍制度的作用时指出：一方面可以通过公民身份登记，从而证明身份并确立民事权利和行为能力；另一方面可以为政府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劳动力合理配置等提供基础数据和资料；此外，户籍管理是治安管理的基础和重点，在维护治安、打击犯罪方面起到了巨大作用。（钟何）

　　[观点]

　　取消户籍限制易形成贫民窟？

　　市场经济的最基本要求是市场要素的自由流动，自由竞争。然而，现行的不合理的户籍制度，不仅成为数以亿计的进城务工农民及城市知识游民心头的一道硬伤，更成为中国经济加速发展的现实性体制障碍，同时也成了破解“三农”难题的根本性制约因素。

　　多少年的呼吁，多少人的渴盼，但户籍制度改革却始终难以大步迈进，彻底打破户籍樊篱就真的这么难？

　　全国各地许多人大代表提出，现行户籍制度不仅成为解决三农问题的一大障碍，而且影响到了整个经济与社会的发展。

　　最大的负面影响是削弱了经济要素的自由流动，阻碍了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不利于形成全国统一的劳动力及人才市场。在美国，每年约有1／5的人口迁移，各类人才及劳动力的充分流动，是保持美国经济活力及竞争力的重要因素；日本的流动人口比例也近1／5，欧盟超过10％，而中国不仅流动比例低，而且极不稳定并缺乏保障。

　　其次是阻碍了城市化进程，对农业现代化及农村人口的转移形成体制性障碍。目前，美国城镇人口比例高达90％以上，发达国家也都在80％以上，全球城市化平均水平为46％，而中国仅为33％。中国大量的农村人口需要转移，但事实上进城限制却没有从根本上放松。

　　再者是遏制了消费市场的进一步发展。大量城市务工农民，连基本的生存条件及安全感都没有，身份不明工作不稳，城市需求及消费畸形发展。

　　此外，现行户籍制度加剧了城乡割裂，阻碍了城乡统筹，加剧了社会分化。与住房、消费（如

购车）、教育、社会保障等利益直接挂钩，不同的户籍有不同待遇，不仅人为地把本应平等的身份划分为三六九等，而且加大了贫富差距。

　　目前，是否应放开户籍特别是大城市的户籍限制还存在诸多争议，其中有一个较具代表性的观点是：中国在较长时期内仍然是短缺经济，城市资源及户籍资源的供给与需求差距太大，盲目涌入城市不仅可能给城市带来混乱，也可能形成贫民窟，而且还将使中小城市人才外流加快，东西部差距进一步拉大等。所以，户籍制度改革不应是单项改革，而应与经济发展相适应逐步推进，只要等城乡差距缩小到接近平衡状态，也就自然而然过渡了。

　　（Robby／编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