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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仅花50元钱，办一张擦鞋卡，消费者就可与其他9人在哈尔滨“阿满亮鞋行”的所有连锁店享受无限次的擦鞋服务了。于是众多消费者在“阿满”利诱下成为其会员。可没多久，原本遍布大街小巷的“阿满鞋行”便纷纷关门大吉，会员手持擦鞋卡只能到尚存的几家“阿满鞋行”使用。而“坐车去擦鞋”耗时费力，会员卡也就自然而然变成了废卡和死卡。
仔细想一下，在我们的生活中，类似“阿满鞋行”无信的事情并不少见。一些连锁
的洗衣店、健身房等也出现过相似的新闻。看来，作为一个消费者，还真有防不胜防的感觉。
人们不难想象，办卡的消费者内心里是郁闷的———原本以为这是价廉物美的事情，却因为“阿满鞋行”缺少市场诚信而鸡飞蛋打。当然，人们也不能指责消费者是贪图小便宜而吃了亏。在有了办卡合约的前提下，这件事情实际上成了一个法律问题。
消费者关心的是，办卡的50元钱能否因为“阿满鞋行”关闭多数的店面而退回来？有专家解释说，就消费者的权利而言并没有问题。办卡的合约一般为“鞋行”单方面拟定，其中自然不会有损害自身利益的条款，但由于其擅自关闭门面，已经在事实上造成了违约。因此，消费者如果独自维权比较费力的话，不妨组团来主张自己的权益。
不过，在我们的经验中，情愿放弃追回50元的人似乎比顶真索赔者往往更多。50元钱的数额，或许有人并不在乎，但没有人不在乎自己的权利。消费者放弃组团追讨，其中有无奈成分，更有集体行动的逻辑在起作用。
美国知名经济学家曼瑟尔·奥尔森曾对集体行动问题有过深入的研究。在他看来，在严格坚持经济学关于人及其行为的假定条件下，理性的经济人不会为集体的共同利益采取行动。具体到“阿满鞋行”事件中，由于利益受到伤害的消费者是分散的，且被侵害的数值不大，如果某一人或几人欲组团维权，他（他们）将付出时间和金钱等在内的成本，但换回的成果却平均地给予每一个办卡者———这就是说，维权的集体收益是具有公共性的，每个办卡者都可以分享，无论是否付出了成本。这样的收益性质促使每个集体成员都想“搭便车”而坐享其成，结果却是谁也不去作为。
如果没有人出面维权，自然助长了不良商人不诚信的欲望，那么，办卡的消费者就陷入了集体行动的困境当中。要想走出困境，则须依赖“有选择性的激励”手段。集体行动的内在逻辑无法改变，但人们却可以改变外在条件，以避免类似“阿满鞋行”事件的不断发生。一是寄希望于管理部门，更为明确而主动地打击市场不诚信行为；二是呼唤消费者珍惜自身权利，出现愿意为公共利益而主张权益的人———事实上，维权者会得到所谓的“有选择性的激励”，比如，他可以获得内心的满足，可以获得舆论的褒奖，等等。一个健康市场的建立，正是决定于这些细枝末节的努力。（27G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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