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论坛中国经济增长分析实录

　　2006宏观经济预测春季年会于2006年2月24日在北京举行，新浪财经独家网络图文直播。以下为主题论坛中国经济增长分析实录：

　　李连仲(中央政策研究室经济局局长)：

　　我要说的是关于预测宋教授连续拿了冠军。预测是一个很艰巨的工作，是一个科学的 方法。所以要想把它预测的准，在座的同行们和研究中国经济的教授都要努力。第二个是王建教授，他去年第二，今年排名第三。我刚才看完颁奖仪式，我说我们国家需要一大批对经济发展趋势的预测，这样一批专家队伍。所以说希望有志于专注于这方面的专家、同行们在这方面大有作为。

　　他们都是研究这方面的资深专家，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很多东西虽然观点不一致，但是讲出的东西我个人认为都是他们个人研究的成果，很有科技含量。下面讨论到中国经济，第二单元就是中国经济增长分析。大会请了我们国内著名的资深经济专家，一位是李稻葵教授，他是

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主任；一位是卢中原教授，他是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研究部部长。这两位专家对这方面要阐述自己研究的成果，下面请李稻葵教授演讲。

　　李稻葵(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主任、佛利曼经济学讲席教授)：

　　非常感谢李局长热情洋溢的介绍，同时也感谢我们的论坛的主办单位《证券市场周刊》的主持人。今天可以说是宏观经济分析方面专家的盛会。我非常惭愧，我不是预测方面的专家。今天有很多专家，我不想班门弄斧在经济预测方面发言，第二位发言者肯定会跟我们带来更精彩的发言。

　　今天我想讲的话题是跟宏观经济密切相关的，我想谈一下改革的问题。我发言的题目是“回归基本共识，以发展为目标推动改革在发展中追求和谐”。首先我讲一下为什么讲这个题目？在我看来，当前对改革有很多争议和看法，主要有三个原因：

　　第一，市场经济的过程对收入差距的扩大。随着市场经济机制的扩大和不断深入，收入差距应该有下降的趋势。但是，对财富差距的扩大可能是一个必然的趋势。我个人认为财富差距的扩大并不可怕。我们更加关注的是收入差距的扩大，这可能有改善的趋势。

　　第二，我个人认为可能是最近一个时期以来，跟舆论平台有关系。尤其是以互联网为代表的出现了大辩论、大批判形式的讨论。这种讨论历来对改革实际上帮不了忙，反而起了负面的作用。这是舆论平台的改变，这一点我在后面有一点建议。

　　第三，由于各种方面的原因，对改革成果的期望值有所提高。

　　这是我认为三大原因导致了各种各样的争议。它并不是一个新的因素，事实上这方面有时间我还会跟大家讲，解决利益群体矛盾的时候，并不是矛盾公开化，相反是定一些措施。怎么办呢？我觉得讨论改革的问题有必要简单回顾一下我们改革的历史和导致我们25年改革和开放的根本的共识。

　　我们简单回顾一下改革的历史的话，我们发现改革与开放，它从来都不是一个终极的目标，也不是最原始的目标。如果我们回顾一下当初在80年代初70年代末的时候，那个时候改革与开放还没有完全作为一个目标提出来。在70年代末经过了十年文革的动乱，经过了30年计划经济体制的实现，大家产生了一个共同的看法，“富国强民，民族复兴”的目标离我们越来越远。在那个时候，我们跟世界发达国家的差距并没有缩小，经过30多年计划经济的实现，并没有缩小反而是加大的趋势。

　　在这种情况下出现了一系列的围绕着如何富国强民，如何民族复兴的措施。我们也很快的意识到技术问题、资本问题并不是阻碍我们富国强民、民族复兴的主要问题。我们认识到体制问题是主要的问题，于是提出了体制改革的问题。当时的改革主要参照的目标、经验是哪儿呢？前苏联、东欧国家、前南斯拉夫等等，通过他们我们才思考发现，东欧的经济改革并不成功。从而导致我们更加深入的思考，我们在体制上根本的缺陷。于是才提出来市场经济，要对外开放的目标。所以说，改革与开放它从来不是一个终极目标，它是一个民族复兴，富国强民从这个过程从提出来重要的手段或者是中间过程。

　　今年经过25年多的改革与开放，我们的任务完成了吗？从某种意义上讲，今天的任务其实更加繁重，比当时25年以前的形势更富有挑战性，挑战性更强。为什么这样说？经过25年的改革开放，经过去年年底的GDP数字的调节也不过是1700美元的水平，1700美元的水平也仅仅是刚刚离开美国最穷家庭的水平。与此同时，这个挑战性更强。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中国碰到了未富先大的问题，作为一个世界大国、经济大国，我们在改革开放早年提倡的回避争议，回避冲突这样的发展战略，中国经济在国际上引起了很多的争议，引起了很多的猜疑。以至于各种各样的贸易保护的措施都是针对中国而来的，还包括各种各样舆论上的压力都是针对中国经济而来，不完全是历史形态的，很多是经济利益的。

　　另一方面未富先大碰到了资源的限制。如果简单的照搬世界发达国家的生产模式，我们中国的模式肯定不能赶上发达国家水平。这是简单的算术问题，世界资源的储备远远不够。像中国这样子的国家能够赶上世界发达国家，这么一个繁重的历史任务，在世界历史上还没有一个像中国这样13亿的国家，在这么大的规模上全面的赶超世界发达国家的先例。所以在我们的生产技术、消费模式，乃至于我们的经济制度上还必须做出探索性的、创造性的努力。这就是我们25年以前提出的富国强民、民族复兴的任务还远远没有完成。怎么办呢？我认为在这样的形势下，唯一能够使得我们能够恢复到当时改革开放的初衷，就是要强调我们的基本共识。也就是说为了进一步发展，我们必须要深入改革，一定要抓住进一步发展的过程中根本体制上的问题。就这些问题进行深入的改革。中国经济的基本问题是什么呢？我认为是两个相关的问题。

　　第一，内需不足。

　　这个跟我们的国际环境是紧密相关的，作用内需不足就是说，长期以来我们是靠出口，靠外部市场来拉动我们的增长。

　　第二，产能过剩。

　　全面的产能过剩，这两个问题有深刻体制上的原因。生产内需不足的问题，在我看来它反映的本质是什么呢？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奇迹，在这个奇迹上如果把它形容成一个大车的话，搭上大车的人还远远没有那么多。这部分人是什么人呢？一部分是农民，还有一部分是我们发展相对落后的中西部地区农民。这部分人为什么没有搭上经济发展的大车呢？是因为他们没有融入我们大市场体制，当然会出现内需不足，消费不足的局面。原因是什么？农民可以进城打工，也可以参与生产过程。严格来说，在消费过程中没有完全参与，打工是可以的，进城是可以的，但是他们很难成为城市的居民，他们的生产模式、消费模式还停留在传统的农村消费的模式上面。

　　最近以来有一个说法，农村的边际消费能力是低于城市的，农民多挣一块钱，他拿出来的消费能力是低于城里人的。农村的平均消费率是等于城里的平均消费率的。去年世界银行有一份报告，通过调查明确的发现了一个现象，农村的消费率的确是低于城里人的。这也证明了农民没有搭上中国经济大发展的大车。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是向体制改革要答案，向体制改革要出路。就是说要促进尤其是劳动力，要真正形成一个大市场。中国是一个经济大国，大国的最大优势就是大市场，劳动力要不要流动这是一个大问题。从目前来看并不是促进生产，农民可以加入到城里的一家工厂，能够产生我们消费模式的转变，能够使得我们大城市继续扩大规模，能够使得我们城市的数量扩大，能够使得城市化的进程8扩大，能够促进我们的消费，促进我们的经济大气候的形成。

　　这是关于内需不足的问题，内需不足的问题在中国大市场建立劳动力，还有另外一个含义是什么呢？这是我们经济发展过程更家和谐，我会在下面阐述这个问题。

　　下面谈另一个问题，影响中国目前经济发展的另一个根本性问题是什么呢？产能过剩背后也是有深刻的体制问题的。在我看来产能过剩不光是短期内发改委通过政府手段控制的，更重要的是经营体制改革相对而言比较落后而导致的。原因何在，很大一部分是来自于地方政府的追求政绩的初衷；另一方面也是来自于我们企业投资的行为不合理性。

　　不合理性一方面没有受到来自于外部投资者的限制，包括银行的限制；另一方面也是我们公司治理结构落后导致的。如果我们看一下公司资产数据的话，主要来源不是银行，主要是来源于企业游离。为什么企业愿意拿出这么多钱游离投资呢？在外资企业里面，是要征求外部投资者的意见的。在我们的企业里面，企业内部人、企业经理人员并没有征求外部投资者的意愿。所以大部分的投资并没有返还给投资者。我们一块钱附加值的分配资本所得比重远远高于发达国家的资本比重，它们一般是25%—40%。从上面来讲，不光是我们国家的商业银行运作要改进；另一方面我们公司治理结构也要必须改革，要形成对企业内部人投资的约束机制。

　　产能过剩另一方面是退出的问题。在一个正常的，在一个运行良好的市场经济情况下，利润不足的情况，利润地下负利的企业，很自然应该经过产业的调整和整合，会出让给利益比较好的企业，这在经济中间也是不足的。要达到企业整合，要达到企业控制权的转让，这也需要一系列的资本市场相关的政策和体制来配合。这也是反映了金融体制改革的落后，导致了产能过剩的原因。为了发展而改革目标失败。

　　在改革中追求和谐，按照刚刚的思路是发展大市场，促进劳动力，改革的过程实际上就是社会和谐的过程。刚才我说了中国经济主要的收入差距实际上是城乡差距，城市内部的收入差距是远远低于农村内部的。刚刚大市场的思路，实际上也是一个拉平城乡差距的过程。随着经济发展的过程和改革的进程，政府的财力也能够加强，政府能够以更大的力度来投入到基础性的产业。从长远来看对社会总体而言有极大的帮助。实际上我们看一下发达国家，最主要的收入差距来源是受教育水平的来源。如果我们政府能够在教育里面加强基础投入的话，从长远来讲是有极大帮助的。

　　最后谈一下最近以来一些相关的关于改革议题的提法。我个人认为可能不见得是重要的改革方向，刚才我们谈过统一大市场和基础投入，我认为这是几个主要改革的方向。其他的改革方向，是不是要利益明确化，给他们一些条件，给他们一些机制，让他们把他们的声音反映出来，是不是在短期内大幅度的促进我们的法制改革。我个人认为这可能不见得是改革的重点。我认为利益集团的问题不利于公开化，对于法制问题我想在短期内不见得能起到正面作用，可能会起到负面作用。谢谢大家！

　　李连仲(中央政策研究室经济局局长)：

　　下面请卢中原教授，卢部长给我们做演讲。

　　卢中原(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研究部部长)：

　　对于当前中国经济走势，我们大家看了。最近我看中国科学院成立预测中心，预计今年下半年中国经济将要进入一个上升的拐点，进入一个新的上升期，这和我们的判断截然相反。根据我们的研究，中国这一轮上升其实是在02年下半年开始，在05年到06年应该是回落阶段，它没有波动了。我现在很难做评价，这个观点我个人认为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

　　第一，去年以来我们的扩张性因素还在保持。扩张性因素不会使我们的经济大落。

　　1、民间投资活跃。

　　2、区域经济出现新的经济增长级。东方不亮西方亮。从GDP增长速度来看，东部慢于中西部，东部的南方慢于西部的南方。

　　3、去年下半年以来，固定资产新上的项目逐渐增加。

　　还有一个收缩性的因素，至少有三个需要我们关注：

　　1、周期性的收缩性因素也加在一起了。生产资料不断的减少这需要关注。挤压在增多，库存在增多，市场内需发生变化，它会减少短期的销售收入。

　　2、根据我们的分析，它的高点在05年结束了，06年应该回落。05年到06年差不多是收缩期压在一起的时候。比如说15年、20年还要往上走那没关系。

　　3、世界经济增长今年会放开。这样对我们的出口肯定会有影响，这三个收缩性因素。但是把三个扩张性因素和三个收缩性因素放在一起看，由此引发了宏观经济政策的导向—双刃剑的政策，保持稳定性不要大动。大幅度下滑，我们主要把方向把握的好就可以了。我们一定要通过改革和宏观调控保持稳定增长的平台，尽可能使它在“十一五”期间回落不要太猛。我们的预测06年以后，我们的经济可能会慢慢的回落下来，06年大约在0.6%。这是我的基本看法。

　　我们宏观经济政策的导向或者说我个人的看法。

　　第一，继续强化“双刃剑”的财政政策。大幅度的财政赤字减少一点，当然也可能是更多的减少，这是一个强化和稳健的政策导向。

　　第二，我个人认为应该解决国际收支失衡的问题。

　　第三，农业方面，农民增收的难题。这就是今年农业面临的一个大的挑战。

　　宏观经济政策在这方面有所作为。最后中国的科技、知识产权保护、政府采购和并购，综合配套改革，大力推动企业自己自主创新。中国经济的稳定增长，仅仅从这些方考虑问题是绝对不够的，我们要用好决策引导政策。

　　李连仲(中央政策经济室经济局局长)：

　　李教授和卢教授做了非常精彩的发言，对他们的发言怎么评价？我们请长期研究经济学的专家张曙光教授做点评。

　　张曙光(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理事长)：

　　从总的情况来看，经济上也许还有一些问题需要收缩。但是在其他的体制都不变的情况下，我看经济上能够改变的东西也不多，而且效果也不会太大，所以关键还不在经济上。

　　第二，关于当前的经济形势，我觉得从现在来看短期问题不是太大。所以，刚才卢部长的讲话我觉得今年高位增长也可能有点回落，我基本上赞同这个观点。

　　我今天想借助二位讲另外一个问题，讲这么一个题目：“建议就修改税法，统一内外所得税”就这个问题展开讨论。为什么这么说呢？大家知道十届人大四次会议马上要开了，但是据现在的可靠消息，在会前有两项重要的立法提案遭到拒绝，一项是《物权法》草案原来在会上要讨论、通过、批准，现在不讨论了。第二是修改《所得税法》统一内外组企业所得税，财政部把它列入立法议程结果遭到否定。

　　前一个是由于北大一位教授，这位教授叫吴建权写了一封公开信，认为《物权法》草案违背《宪法》，违背社会主义基本原则，搞私有化。，花了七八年的时间一直在搞，现在就不再讨论了。

　　第二条大家知道是去年财政部提出立法议案，遭到商务部和沿海地区某些官员的反对没有立法，今年再次提出又黄了。所以我觉得《所得税法》的问题是一个重要的经济问题，应该展开讨论，我觉得至少有这样四个问题需要讨论。

　　第一，修改立法统一内外企业所得税的时机是不是成熟了？

　　第二，这样一个草案是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

　　第三，商务部和沿海地区的官员为什么要反对，动机是什么？最高当局为什么两次支持这些官员的意见？这是第三个可以讨论的问题。

　　第四，因为面对以上的情况，人大常委里面也有不同意见。现在人大怎么办？

　　我想至少有这四个问题可以展开讨论，我想简单讲一下我自己对这四个问题的看法。

　　一、时机是不是成熟？财政部的部长金人庆、陋建伟多次明确表示成熟。我支持财政部的观点。为什么我说成熟呢？

　　1、我们当初对外资的优惠是由于投资环境不好，20年以后中国投资环境大大改善。

　　2、那个时候没有优惠外资部来，现在外资纷纷抢滩。

　　3、那个时候我们提出优惠是由于资金短缺，现在是资金过剩。我觉得现在已经构成了时机成熟的条件。

　　二、到底是弊大还是利大呢？我觉得是利大。

　　1、立法不同意违背了竞争规则。实际上是政府用税收杠杆把内资的一部分利润送给外资企业。

　　2、加重了内外经济的严重失衡，使中国经济处于高风险的状态。

　　3、造成现在的浪费越来越大。中国现在除了民间资本以外，加上八千多亿的外汇储备，这样一系列的资金、资源到现在我们没有很好的利用，造成很大的浪费。

　　4、环境和能源的负担日益加重，而负利损失越来越大。包括现在我们能源挤压和压低劳动力成本，外商每年从中国额外拿走的收益是多少呢？一万亿。这等于把国人的财富白白的送给外国人。

　　5、我觉得有政府行为也有企业行为，政府对外资视为坐上宾。我想因为这样一系列的情况，恐怕统一税法是利大而不是弊大。

　　三、为什么商务部和沿海的官员持那样的立场，政府为什么支持他们？04年12月25号当商务部的官员反对财政部的立法时，我写了一篇文章，在文章里面明确的指出来商务部要统一内外所得税的主张，表面上是从中国的引资和发展出发，实际上是从本部门的政绩考虑。问题的关键在于是屈服于部门压力，还是真正从国家的大局和部门利益出发，这是对于我国当局决策能力的又一次考验，人们将拭目以待。

　　因为这个情况，我在2月11号50人论坛上有过发言提出过这个问题。可以看我刚才提的这两个议案，那个议案现在讨论的很热点，12月17号在广州开的专题讨论会，最近在报纸上在讨论，昨天《上正报》发表了文章，认为现在的《物权法》还不如清朝末年的法案，引起了一场大讨论，并介绍了情况。但是这个问题我2月11号讲了以后，媒体没什么反映也没什么讨论。我也是从别的地方听到的，但是在2月11号的会上，很多官员证实我的信就是这样子的。我写了一篇文章后来没有反映，我寄给《中国经济时报》，但是他们有所删减。商务部的立场没有什么奇怪，符合经济学的原则，各部门总会代表自己的利益，并将自己的利益融合与国家的利益和公共的利益。问题的关键是看最终的决策。

　　去年悬而未决，今年肯定要推出来。由于没有调查研究，争执不下。这样的话到了最终有争议再来继续搁置。我们可以看到完全是重复的去年的过程。也是本届政府对这个问题所交付的答卷。

　　四、人大听到以后，有些人大常委不同意政府的办法，但是又觉得现在是“事已致此、无力回天”。我想现在有三个办法：

　　1、人大可以遵守政府提出立法建议。

　　2、人大可以就此项法立法议案进行听政，听取各届意见然后再一次决定。

　　3、人大可以将立法所建议的问题进行立案。

　　虽然这样的问题在人大历史上从来没有过，但是这是人大的权利和责任。即使通不过也是一个很好的民主决策的表现。因此人大如何行动我觉得也是人大的一个考验。谢谢！

　　李连仲(中央政策研究室经济局局长)：

　　现在我做一下总结：虽然看法不一样，研究的角度不一样。但是，我们国家经济发展去年GDP是9.9%；外汇储备是8000亿；进出口贸易总额14000亿，占世界第三位；利用外资600亿；居民存款余额14万亿。我们有一个重大的战略转变，我们五中全会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以

科学发展观做指导，要把科学发展观落实到我们经济发展的各个方面和各个领域；要以“科学发展观”来指导我们今后的发展，包括2006年各个方面的经济社会的因素。

　　所以说有一个重大的调整：

　　第一，一定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05年底经济增长当中，经济增长方式没有根本的转变而达到9.9%。

　　第二，要拉动内需和扩大外需。

　　第三，自主创新。要提高我们的自主创新能力，要把世界的生产基地变成世界创造基地。

　　第四，加快促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基础设施的重点从城市转向农村，来推动我们农村的发展，扩大农村市场来拉动内需。所以说中央的决策是完全正确的，在05年9.9%(GDP)的基础上，06年还要继续保持平稳的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