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收费究竟应遵循什么样的原则？

　　■北京评论■崔克亮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2月19日曝光了八所教育乱收费学校，分别是西安美术学院、华南理工大学、南京审计学院、河南师范大学、南昌市第一中学、沈阳市第二中学、太原市第五中学、浙江奉化中学，乱收费金额总计2270万元。

　　其实，教育在社会舆论中早就被称为“腐败重地”和“暴利行业”，教育与医疗、住房被称为压在老百姓头上新的“三座大山”。

　　这种惟钱是瞻、惟利是图的教育乱收费流弊的泛滥，与近几年罔顾国情、甚嚣尘上的教育畸形产业化风潮密不可分。它导致教育城乡差距、地区差距、学校差距的加大，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教育质量，侵蚀了教育的公益性、公正性，异化了教育品质。

　　理性地分析，教育要面向市场，利用市场手段，但不可市场化；办教育要有产业意识，引进竞争机制，但又不可产业化，办教育离不开国家的

宏观调控和政府的财政补贴。

　　我国教育畸形产业化与公共财政投入不足难脱干系。全国预算内财政性教育经费占ＧＤＰ的比例，长期徘徊在2％至3％之间。去年底公布的第一次全国经济普查资料显示，2004年我国财政性教育支出占ＧＤＰ的比重更是锐降到了2．8％，已连续三年呈下滑之势。我国的这个比重不仅远低于发达国家，亦低于很多发展中国家（目前，世界发达国家教育支出占ＧＤＰ比重一般在6％左右，有的高达7％，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是4％，印度达到4．6％）。

　　这样的现状持续下去，无疑会极不利于国民整体素质的提高，并使国家发展必需的人才储备出现供给安全问题。而高素质的国民、丰富的人才储备正是保障一个国家可持续发展和繁荣的决定性因素；没有高素质公民的国家是不可能有“复兴”或“崛起”的后劲的。

　　在曝光、讨伐、惩处了教育乱收费行为，并严明“纲纪”之后，我们更应该正向理性反思的是，教育收费究竟应遵循什么样的原则？应如何确立教育成本、教育经费构成及教育投入与收益的计算规则？怎样的教育收费才是合理的？我国应建立什么样的教育收费制度？

　　据了解，目前在世界各国，特别是实行市场经济体制的国家，实行教育成本分担的最主要的理论原则有两条：一是利益获得原则；二是能力支付原则。所谓利益获得原则，是指为有效分担教育成本、使成本负担合乎社会公平的原则，教育成本的支付应与收益相配合。所谓能力支付原则，是指所有从教育中获得好处和利益的人（无论是直接的还是间接的）都应按其支付能力的大小支付教育成本。

　　从世界各国筹措教育经费的具体实践来看，在上述两条原则的选择上各有侧重，但又相互联系。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一些教育专家在借鉴其他国家教育发展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结合我国正在完善市场经济体制的实践，倾向性地提出了下述教育投入多元化的基本思路。

　　首先，义务教育属于纯公共物品，不具竞争性，对全社会具有较大的外部经济性，无疑应属政府职能负担和财政供给范围，应实行“以政府支出为主，社会赞助为辅”的原则，进一步强化政府在经费负担方面的责任与行为。尤其要改变目前存在的把义务教育投入责任层层下放的错误做法，中央和省级财政应加大对农村义务教育的经费支持力度。

　　其次，非义务教育阶段特别是高等教育阶段，教育已不属于纯的公共物品，私人物品属性与市场竞争性较强，个人收益率超过社会收益率。因此，政府主要负责制定教育市场规则和相关政策，采取“公共财政援助，合理增加私人投资，积极鼓励社会赞助”的原则。应改变目前在办学体制方面主要由国家包办的局面，逐步对内对外开放非义务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市场，形成以国家为主体，国家、集体、个人多元化办学，国立、公立、私立多类学校并存的新格局。建立起政府、社会、家庭、个人合理分担教育成本的机制。同时，辅之以

教育储蓄、贷学金、奖学金、特困生补助、勤工俭学等配套措施，对居民的教育消费给予支持。

　　这样的思路，也许才是合理区分教育的不同阶段、兼顾教育公益属性和私人物品属性的合理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