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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日在京召开了全国信访局长会议，中办主任王刚在讲话中要求全面提高信访工作水平，“要在解决问题上下工夫，通过解决上访群众的合理诉求，使上访群众罢诉息访”。
“罢诉息访”的前提是真正解决了上访群众的合理诉求。为什么多年来信访队伍浩浩荡荡？就是很多的合理诉求难以得到真正解决，而老问题尚未解决的同时，新的问题又层出了，新问题又造就了新的上访队伍。在“罢诉息访”和“解决诉求”构成两头的这个“跷
跷板”上，两者重量不均衡，所以难以达成平衡。
信访机构和信访责任人，为了维持“平衡”，只好把“跷跷板”的支点往一头移，或者费老大的劲搞“拦访接访”。有的地方为了把一个上访者给“接”回来就要花费上万元的成本，尽管“接访”制度被称为“整体上比收容遣送制度文明”，但并不能“解决上访群众合理诉求”；我在媒体工作，有时有的上访者在去了有关部门后就奔到报社来，他们说到一种“拦访”可谓是“无形拦访”，即有的部门接待人员以“语言暴力”对付，甚至对文质彬彬、白发苍苍的退休老教师也斥之为“你们想造反”。种种“拦访接访”表明，它最终无法让“跷跷板”上面“罢诉息访”这头减轻“重量”，无法真正把“上访数量”有效“挤出”。
经济学理论中的“挤出效应”告诉我们，政府支出的增加可能导致消费和投资的减少。如果把“罢诉息访”比喻作“挤出效应”成果的话，那么，在信访上“政府支出”应该“支”在什么上面？是在“拦访接访”上增加成本，还是在“解决合理诉求”上增加投入？这是一个寻常智商的人都看得很清楚的“算术题”。要终结“无序信访”，最要紧不过的是终结“无序公作”。我在这里不用通常意义的“工作”一词，而生造了一个“公作”，意在指明“公家的工作”的失误是信访的源头。出台各种政策不兼顾各方利益，执行好的政策也大打折扣，执法不公让百姓情绪更加激愤，敷衍群众使社会矛盾愈加尖锐……这种种情形表明，群众“合理诉求”产生自种种不合理的“公作”；为政之策从制定和执行的巨大扭曲，使得资源配置和利益分配无法抵达公平，这成为滔滔信访的源头“活水”。“挤出效应”之功应该做在什么地方，是很清楚的。
信访工作是对政府及其公务员为政能力的极大考验。2月10日《人民日报·华东新闻》刊登了上海政府一位香港雇员的自述《“香港经验”的上海遭遇》，文章提到处理信访的感受。傅民生是两年前在上海市“引进香港千名专才”计划中成为民政局的一位副处长的，在两年聘任到期后他写了这个自述，很有为政的参考价值。他说，香港是一个比较推崇量化数据分析和西化管理模式的地区，目标管理效率较高；但数据分析与西化管理，恐怕还无法应对内地“民情”的独特性。“我在处理一些‘信访’个案时，也学会侧重圆满解决具体事件，而不只是简单地裁判对或错。平心而论，这是高难度而易触礁的公务手法，对公务员的处事技巧提出了很高要求。”
显然，这里的“圆满解决具体事件”就是“在解决问题上下工夫，通过解决上访群众的合理诉求，使上访群众罢诉息访”。这是现实环境中最优的现实选择。信访是做“人”的工作，是很直接的“面对面”，光有“数据分析与西化管理”是不够的。傅民生文章最后的评价式感受是：“我很欣赏这种为民办事的公务作风，厌恶那些规避责任的公共事务管理手法。古代有句名言：‘为政在人’。从事公务的整体队伍，必须是正直无私、体察民情的公务员。”做好信访工作，确实需要“正直无私、体察民情”的公务员；可是，要在源头上解决“罢诉息访”，则需要最优化的制度设计，仅凭公务员“体察民情”的为政素质是不够的。
信访不仅仅是信访职能部门的事。跳出信访职能部门看信访，才能在宏观上把握信访工作。比“解决群众的合理诉求”更重要的是“使群众没有信访诉求”，因此，信访“挤出效应”的理想状态就是真正能够在源头上减少和“挤出”信访诉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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