仇和：铁腕经营城市的书记

　　仇和，被媒体称为中国“最富争议的市委书记”，苏北城市宿迁，在其治下的十年中，既因快速发展而引人注目，也因激进改革方式而带来诸多争论。

　　他的“个性化”施政方式以及对某些体制局限的大胆挑战，引发巨大争议，并在全国范围内提出一个发人深省的课题：身为地方党政领导，“仇和”们执政的权力边界在哪里？其政绩又应该以什么标准考量？什么样的发展观更符合民众利益？

　　1月20日，仇和当选江苏省副省长。升迁之后，苏北发展和教育卫生事业改革被认为是他的关键词。

　　最富争议书记当选副省长

　　“一年仇和，二年求饶，三年求逃”，宿迁民间曾出现这样的顺口溜。

　　但宿迁的经济在这种特殊的政治环境下得到优化。2005年当地引进固定资产投资额1000万元以上新开工工业项目323个，计划总投资120.6亿元。全年实现财政总收入25.9亿元，同比上年增长38.5％，GDP由2000年的200亿元增加到去年的387亿元。

　　1月22日，从南京沿宁宿徐

高速公路向北约300公里，宿迁这个苏北城市给人的第一印象是马路宽阔平坦，到处是塔吊和工地。“车子跳，宿迁到！”

出租车司机王学义这样描述从前的宿迁。现在，车沿着宽约60米的主干道前行，两旁高楼林立。

　　1996年7月，苏北行政区划进行调整，地处苏北的淮安市将部分县区分离出来，新组建地级市宿迁市，下辖沭阳、泗洪、泗阳三县和宿豫、宿城两区及一个省级经济开发区，总人口达517万，陆地面积8555平方公里。

　　作为全国19个革命老区之一，沭阳当时的经济实力在江苏倒数第一。全县38个乡镇有8个是省级贫困乡镇，基础设施薄弱，断路、缺水、少电是家常便饭。“必须采取超常规的方式来发展，才能追赶苏南地区，否则差距会更大。”宿迁市委副秘书长刘斌总结十年来的经验说，只能通过基础设施的建设、优化环境来招商引资。“上面补一点，企业垫一点，百姓筹一点，政府出一点。”市委书记仇和正是靠这“四点”解决了基础设施建设问题。

　　他曾要求每名公职人员借出部分工资。江苏省人大代表、宿豫区教育局教研室主任吴成良至今保留着从1997年到2002年的扣款借据，每年是400元，名曰“代建公路借款”。

　　出义务工，则是仇和整治环境的另一手段。全县5000多名机关干部都充当过“清洁工”，靠近京杭古运河的村民则被要求“清淤筑堤”，对于老城区的措施是强制拆迁。

　　尽管人均GDP在全省排名中仍居后位，但有资料显示，“十五”期间，宿迁地区生产总值、地方财政收入等五项主要经济指标增幅均居江苏省第一名。

　　经营城市得法

　　为了解决建市之初的财政困境，仇和所主导的经营城市理念至今已不新鲜，但同样争议巨大。“先借钱铺路、绿化搞环境，环境和基础设施搞好了，通过招商引资来的企业就会增多，税收多了，地价也会升值，而用土地出让金和税收还掉借款再造更好的环境，以此达到滚动发展。”宿迁市城建局局长赵建军如此概括这种城市经营理念。

　　当时，先行启动的铺路筹资任务被分派到各部门，并作为主要负责人的考核任务。

　　曾任宿豫区区长的刘斌举例说，宿豫新区在2004年起建，他们将城区内9条市政道路承包给区人事局等9个部门负责建设，各部门可以采取向上级系统申请或者找企业垫资等各种办法。“收效良好。”刘斌回忆，截至2004年底，9条路全部修好。政府承诺，由企业提供给工程的垫资将在三年内分期还清。

　　对于各政府部门大楼的建设，各部门也采取多种办法，通常有两种办法：联建或者找企业垫资，对于垫资的企业以划拨土地或者分期还款的方式偿还。

　　位于新区的宿迁市城建局大楼，由20余家企事业单位联合建成，其中政府部门包括市城建局、市规划局和城市管理局。“这节约了空间，不浪费。”宿迁市城建局局长赵建军说，各单位根据出资情况分配面积，既让政府部门节省了投资，也使得投资巨大的高规格大厦顺利建成，是企业和政府部门的双赢。

　　根据公开统计资料，近十年时间里，宿迁已形成完备的路网，新修建大桥8座，用于基础设施建设的资金应该超过800亿元，这相当于2005年宿迁全市财政收入的30多倍。“实践证明，宿迁发展思路正确，改革力度很大很有成效。”2004年8月8日，国家

审计署审计长李金华在宿迁进行为期两天的调研后说。

　　同样是公众人物的李金华当时详细询问了宿迁的财政、基础设施建设资金等方面的情况，他的结论是，作为新建地级市，宿迁基础差、底子薄，要实现跨越式发展就一定要采取特殊的措施。

　　因为政绩明显，1月20日，仇和当选江苏省副省长。（新京）

　　能否以成败论英雄？

　　对“最富争议的市委书记”仇和的争议，似乎已经随着他顺利当选副省长而不再有争议的必要了。仇和为了解决宿迁市“超常规发展”的资金和劳务不足的问题，曾采取了这样几种手段：一是以“代建公路借款”的名义从公职人员的工资中“扣款”；二是要求靠近京杭古运河的村民“出义务工”；三是在老城区进行了“强制拆迁”。这三种做法，在我看来都是很成问题的。

　　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强行扣款和强制拆迁，首先就违反了宪法关于“国家保护合法的私有财产”的精神，构成了对公民财产权的侵犯，而强制性的“出义务工”更是等于侵犯了公民的人身权（即便是确实需要义务劳动，也只能用说服和示范的方法，而不能用强制的方法）。现在经济发展要“以人为本”已经成了全社会的基本共识，怎样做才叫遵循了“以人为本”的原则呢？我认为最起码的一条就是尊重人的各项基本权利，靠侵犯公民的基本权利来获得“发展”，是不能叫“以人为本”的，只能叫“以政绩为本”。

　　更为关键的问题还在于，从制度经济学上关于“路径依赖”理论的角度来看，仇和的这种“超常规”的手段早晚会成为一种常规。“路径依赖”的含义是指一旦制度的演进（包括不成文法）被引入了某种特定的路径，惯性的力量会使这些制度和规则“自我强化”，让你轻易走不出去，甚至“一条道走到黑”，最终出现被“锁定”的情形。仇和用“铁腕”成功地解决了资金、劳务以及拆迁等棘手问题，这将使他的继任者采取任何“非铁腕”的手段，比如合法和规范的方式解决同类问题的成本显得过于昂贵，效率也更加低下，所以模仿仇和将会成为一种“不得不”的选择，何况仇和还已经因此在仕途上更上层楼了呢？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么至少在宿迁，今后人们要感叹依法行政将是俟河之清，人寿几何了。

　　中国有一个很好的传统叫“不以成败论英雄”。我对这句话的理解是这样的：一个人事业的成败是由多种因素决定，不是其都能够完全控制的。但只要这个人在为自己的事业奋斗过程中动机是纯洁的，手段是高尚的，意志是坚定的，并在这样几个前提下竭尽了全力，则虽败犹荣，仍然可以被称为英雄。反过来，如果一个人虽然最后看起来轰轰烈烈、功成名就，但如果这一切都是用不正义、不合法、不合理的手段实现的，则我们也不愿意称他为英雄。

　　看来在仇和的问题上，素来喜欢强调不以成败论英雄的国人，还是以成败论了一回英雄！（郭松民）

　　仇和男，1957年1月出生，汉族，江苏滨海县人，大学文化，学士学位，助理研究员职称，1977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现任江苏省人民政府副省长、中共宿迁市委书记、宿迁市人大常委会主任。

　　仇和1978年2月入南京农学院植保系学习，1995年4月至1996年1月参加省首期高级管理人才经济研究班赴美国培训，1996年7月任宿迁市筹建领导小组成员，1996年9月任宿迁市副市长，2005年6月至9月参加中国第四期公共管理高级培训班赴中国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和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学习。2006年1月20日在江苏省十届人大四次会议上当选为副省长。

　　勤廉公示

　　2004年7月，宿迁推出勤廉公示制度，公示对象被确定为容易“出问题”的“一把手”或者“特殊岗位负责人”。

　　新成立的勤廉公示办公室通过新闻媒体公开了公示对象姓名、所在单位、职务、分管工作以及公示工作的内容、方式方法、监督举报电话等，然后动员群众和社会各界参与监督，由后者“点题”供被公示人做“述职述廉”，最后是考核评定和总结整改。此举是为了更利于群众监督。

　　酒宴不能超八桌

　　2005年5月1日，一份规定在宿迁市正式实施，其中要求党员、干部、公务人员办婚丧酒席不得超过5桌，百姓不得超过8桌，为此，仇和三次批示。此举是为了刹住当地的吃喝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