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重的财富

　　-本报特约记者 郭娟 北京报道

　　李戈是真的喜欢这些玩意儿。

　　因为淘气被关在家里的童年时代听惯了妈妈哼的歌，是那个年代流行的王洛宾；上大学时像所有人一样热衷摇滚；年纪再长一点开始听世界音乐，寻根溯源又回到了耳朵熟悉 的民间音乐上。工作的关系让他有条件四处行走，了解各地的民间艺术。2002年一次偶然的机会李戈接触到了甘肃环县的“道情皮影”；2003年他请了一群来自环县的皮影艺人到北京，在北兵马司剧场搭场子连着演了三天。“城市里的人总觉得民间的东西土、俗，但是一看他们就都喜欢上了。”李戈回忆起自己第一次看到这些民间艺人表演时的情景，锣鼓点一响，人就被震住了。朋友说这个活动的结果只可能有两种，“惨”或者“特别惨”，但是冒着这种风险的演出反响大大超出了他们的预期。不能说城市里生活的人完全不关心民间的东西，但是家里有上千张国外唱片的人未必知道自己的文化里的宝贝，他们没有一个了解的途径，李戈觉得。

　　2002年李戈到环县的时候，这个国家特级贫困县连用电都成问题，所谓县城不过是一条街。几百年以来，“道情皮影”就是当地人稀有的消遣方式之一，逢年过节，红白喜事，锣鼓点一响，皮影戏就热热闹闹地开场了。跟当地政府打交道进行得并不是十分容易，他们不能理解他做这种活动的目的，既然是商业演出那就要给县里钱，“当然这也是无可厚非的，但是做起来真的是有很多困难。”李戈当时所在文化公司并不看好这个活动，他辞了工作，但无论如何还是把这些艺人带到了北京，很多媒体的朋友非常帮忙，这个事情在当时产生了不小的影响。再往后，李戈说很多艺人都改行做其他小生意谋生了，毕竟靠皮影生活挣的钱不多。虽然流行文化还没有完全地进入这个小县城，但是有了电视等娱乐方式的冲击，皮影在当地人的生活里的地位已经不再像从前那样坚不可摧，这也是必然。

　　李戈这两年一直很关注民歌，当地的地域风貌、民风习俗都反映在了那些丰富的唱腔和唱词里，但现在听民歌的人少之又少，电视上民歌手们的演绎也和土生土长的民歌相去甚远，同时“土”民歌自身也面临着各种问题。他说到了山西左权唱民歌的羊倌儿石占明，“他现在唱得跟刚开始已经不一样了。可能会有人跟他建议说你应该这样唱而不是那样，你知道对于一个农民来说意味着什么吗？他会觉得这是专家的意见，他就会去改，原来的那种东西就走样了。”还有种种古老戏剧种类的改革，李戈说从前听昆曲听

京剧听的是唱腔，看的是身段，现在声、光、电都用上，老东西已经被改造得面目全非。

　　2003年演出之后不久环县的“道情皮影”申报成为了国家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李戈觉得这是好事，可再往后他自己倒是越来越犹豫，该不该继续做这样的活动？他说民间艺术总是跟它所处的人文地理环境息息相关，任何人为的介入可能都意味着伤害甚至破坏，哪怕是出于善意；他说脱离了原来生存的土壤和空气，这些民间艺术存在的意义在哪里？“可能有些东西必然会消失吧，我以前也写过一篇文章，其实有些东西是在真正关心它的人心里……”

　　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大概很多人头脑里并没有一个清楚的概念，但每个人也都得数出几样来，比如昆曲，比如古琴，传说中的刺绣工艺，从未亲耳听过的山歌……非物质文化遗产洋溢着一种神秘的、古老精细的气质，不同地域、不同民族在漫长劳作中形成的诗意的生活方式，以及其中所蕴含的精神价值、思维方式和想象力。

　　酝酿了半年时间的第一届“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成果展”于2月12日在国家博物馆开展，2000多件展品由专家从全国各地的6000余件作品中挑选出来——制造于唐代的“枯木龙吟”古琴、瞎子阿炳当年灌录的《二泉映月》唱片、云锦大花楼木织机，样样也都称得上精彩。地方厅里展示的则是各地的风土人情，泥塑、剪纸、风筝、染织、刺绣，单是年画就有天津“杨柳青”、河北武强年画、山东高密扑灰年画、重庆梁平年画等多种，同是年画，又在纹路笔触之间各个不同，或细致或粗犷，反映的正是当地人的性格。

　　12号到14号连续三天的专场演出的名单上包括了泉州南音、山西左权民歌、侗族大歌、少林功夫、古琴演奏《流水》、云南民歌海菜腔、昆曲折子戏《牡丹亭·惊梦》、内蒙长调和新疆木卡姆，其中的古琴、昆曲、内蒙长调和新疆木卡姆都是世界级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而这些精妙的技艺不过是这个国家浩如烟海的民间艺术财富中极微小的一部分。

　　既然是“保护”，自然说明这些东西正在流失——生产关系的改变，经济的发展，原先生存的土壤渐渐消失；现代的生活方式取代传统和风俗，老艺人慢慢故去，年轻人又无人再着迷于此；长期的忽视，人为的破坏，旅游过度开发……很多已经消失，更多的正在生死边缘。

　　去年12月30日，文化部对外公布了501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国艺术研究院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保护国家中心主任田青说，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最大的一个任务就是让公众了解这些文化遗产的重要性，而通过“非物质文化遗产”宣传和命名可以引起社会对此的广泛关注。

　　给了民间文化遗产“名分”之后，接下来要做的就是具体的保护工作。田青说国家会拨款资助民间艺人的生活，延长他们的艺术生命；办学习班，组织青年人学习，让民间文化在地方上得以传承；未来的计划还包括了建立类似自然生态保护村的原生态保护。

　　但仍然是无可避免地，老艺人去世，古老的手艺失传。对于那些无法原生态保护的东西，在没有任何继承可能的情况下，“博物馆化”是一种选择——一个老艺人已经生命垂危了，就尽量把资料留下来，录音录像，请他讲述，用各种方法把即将失传的东西用数字化的方式保存下来留给将来的人。“因为没有办法让它在原生态保留，这样保留下来，起码比没有好。”“博物馆化”是退一步的选择。

　　而存活下来的民间艺术则在经历着改革和创新带来的疼痛，新派“牡丹亭”、“改良”民歌、搬上舞台的少林功夫，学术界和民间都争议不断，改变究竟是延长了民间艺术的生命还是破坏了它原有的魅力和意义？“文化也是活态的，让它一点不变是不可能的，人的审美观念也在变，就像当年梅兰芳有句话说‘移步不换行’，如果说昆曲加上了一个架子鼓或者电子琴，那就变得不伦不类，但加一把琵琶我觉得还可以接受。这个变化有个度的问题，你不能把它变成另外一种东西，昆曲还是姓昆，京剧还是姓京。变化本身是必然的，但就是要有一个度。我在强调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和保护，但是我也不可能整天穿个长袍马褂，主要还是精神，还是观念，骨子里是什么。”田青这么认为。

　　另一方面，进入了公众视线的民间艺术也同时把艺人推到了台前。演出上唱山西左权民歌的放羊小伙子石占明，田青说现在有了机会去当兵进文工团，小伙子很高兴，因为他可以做专业演员了。但是对于旁观者来说，大概更希望他可以永远站在山坡上挥着鞭子唱歌，离开了土生土长的环境，歌声里的山野气难免见少。不过田青觉得，社会在变化，只能顺应这个变化，非物质文化遗产承继者本人的愿望也要尊重，不能说石占明就永远得在左权放羊，没人有权利安排他的生活，而由此而来的损失和惋惜也是难以避免的。

　　“护真”的同时，田青说他去年还做了一整年的“文化打假”工作，因为质疑宣科“纳西古乐”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学术性被他告上法庭。“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无形的，它的保护有着种种难以克服的困难，也很难说清楚要保护到什么程度才算足够，我们所能做的就是‘尽人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