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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贵峰
长春市民王先生在该市一家叫做“妈妈手”的餐馆就餐时，惊讶地发现餐馆墙壁上挂着一份赫然写着“四亿支那人”字样的饰品，对此，该餐馆经理表示，“挂这种装饰没什么不妥，也不知道‘支那人’的含义是什么”。（《新京报》2月17日）
在中国，尤其在一座曾经长期受日本侵略军蹂躏的中国城市的公共场所，悬挂对国人的羞辱性称呼竟称“没有什么不妥”，长春这家餐馆的麻木无知无疑令人汗颜。但老实说，面对其“不知道‘支那人’的含义是什么”的辩解，笔者又不能不承认，恐怕多半也是实情。近年来，这类自取其辱却恬不知耻的事情可谓多矣———穿着日本军旗服招摇过市的明星有之，将作为民族痛史的南京大屠杀做成游戏光盘玩耍者有之，以“九一八”为“吉利日子”大摆婚庆宴席者更是年年不乏其人……
为什么我们对历史总是如此健忘、伤疤未愈痛楚已去？直观的反思也许是，我们的历史人文教育出了问题，存在太多的欠缺和淡漠。这样说当然不算错，但问题是，历史人文教育靠的又是什么，又用什么去支撑呢？
人们常说，“前事不忘，后世之师”，“历史是现实最好的镜鉴”。其实，既然历史是已经过去的事实，那么就意味着，其警示现实的作用，就不可能是自动发挥的。因此，历史教育也好、历史意识也罢，除了认识层面上的重视之外，更重要的还在于，要通过主动收集、保存起来的史实来支撑、捍卫。无疑，这样一种珍重历史的行动，其价值不仅是史学研究意义上的史料，更是民族记忆、家国情感得以濡染传承的知识和人文心理基础。
然而，在这方面，我们究竟做得如何？说到这里，不能不想到2月16日《南方周末》上一则关于中国“慰安妇”现状的报道。据长期从事“慰安妇”研究的苏智良教授介绍，十几年来，受个人力量及各种其他条件的限制，其掌握的中国“慰安妇”仅100多人，而实际的数量应该是这个数字的几十倍。但就是这100多“慰安妇”，由于长期处于“孤、老、病、贫”的困境中，目前仅剩下48名幸存者。为此，苏智良疾呼：“‘活历史’正在消失，她们的境遇理应引起13亿国人的关注”，“她们的坚持是正义的象征”，“希望国家对这些饱受磨难的老人，有制度性的保护与帮助”。
长期以来，说到日本对于当年侵华战争的暧昧乃至美化行径，愤慨之余，我们常常将其与同为战败国的德国对犹太人的忏悔态度作对比，并从文化信仰的高度分析德日所以存在认罪反差的根源。如，认为德国有罪责文化而日本没有，这样的理解当然不无道理。但是，显然这并不是问题的全部和关键。比如德国之所以认罪、甚至认到总理下跪的程度，是否都是自省的结果？作为受害人的犹太人在其中起了什么作用？看看数十年来犹太学者数以千万计的大屠杀研究专著、论文，看看纪念馆里那些密密麻麻详细记载着犹太人死难名单的纪念册，我们应该不难找到背后的答案。
比较之下，作为“活历史”的48名中国“慰安妇”，及其他我们仍毫不知底细的慰安妇们时下所面临的困境，岂不令人唏嘘、忧心？不止如此，还有多少历史被我们人为地过滤，人为地选择遗忘？如果我们甚至不能珍惜珍重好这些民族苦难的直接见证人，那么我们何以记住历史，何以让诸如“支那人”上墙、日本军旗服上身这样的闹剧、痛剧不再发生？而如果我们自己都麻木于自己的历史、忍看承载历史深痛的“活历史”湮灭，那么又如何避免他人的无耻抵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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