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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在珠三角，一些工人在各个不同的工厂里学到各种技术，然后走出工厂成为“临工”。他们哪儿工资高往哪儿去，干完活儿就拿钱走人，由此带来的自由和闲暇，有了对工作选择权。而随着大批熟练工纷纷跑出工厂成为“临工”，还出现了“专业临工集团”。（据2月13日《中国青年报》）
出现“临工模式”这样的新事物、新现象，是不是就意味着在劳资博弈下，“劳方
”的力量变得强大，获得某种“胜利”了呢？对此，我是不以为然的。尽管说“临工”有了所谓的“接单自主权”和“自主休息权”，尽管说“临工”与工厂工人相比，完成相同的工作量，获得的报酬可能较高。但是，在利润分割的过程中，“临工”仍然处于利益链的最末端，甚至他们极有可能遭受来自“老板”与“临工头儿”的“双重盘剥”。
在劳资关系中，都是由资方掌握资本与话语霸权，这就决定着资方在劳资博弈中必然占据绝对上风。表面上看，“临工”好像是挣脱了一个具体的工人组织的束缚。但是，只要冷静思之，我们不难发现，这样的“临工模式”根本未能从政治、经济层面上改变劳资力量对比关系。也就是说，就整体而言，“临工”改变的只是工作形态，而不是其力量与地位。
在我看来，“临工模式”恰恰从另外一个侧面折射其所处的“囚徒困境”。我国《劳动法》明确规定：“劳动者享有取得劳动报酬的权利、休息休假的权利、获得劳动安全卫生保护的权利”等等。“临工”们表面看来有了所谓的工作选择权，其实谁都明白，他们出来就是为了工作和挣钱，自由和闲暇根本不是他们的主要追求。所以，在没有活做的时候，我相信“临工”根本就潇洒不起来，他们的工作选择权，只是一种被动的选择权而已。更重要的是，由于这些“临工”是个体自由作业，一旦出现利益受损，或是遭遇工伤之类情况，他们维护自身权益将会随之变得更为困难。“临工”的未来是不可预期的，甚至是并不乐观的。我不能简单地的把“临工模式”的出现视为劳资博弈中的“劳方胜利”，我更愿意将“临工模式”的出现，视为是当前劳务就业中出现严重不公平与不平等的信号，视为是当前工人对自身不公平命运的一种无奈反抗。它昭示着我们，必须通过相关制度的变革，来维护劳动者的权益，来提高生产效率，促进社会和谐。
单士兵
（日京／编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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