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农村深陷六合彩泥潭

　　■章剑锋

　　2006年2月9日那天雨后，陈道高开始为他们家的两层楼建围墙——这项计划早在春节前就已经敲定。他请了两位同村邻居帮忙抬石块和砌墙，这一天是农历正月十三，回家过春节还没有出门的儿子陈伟华脱下厚实的羽绒服，穿上“工作装”——一件涂满泥灰的破烂衣服、一双旧雨鞋，一道帮忙为他们和泥沙。

　　江西省上饶地区的农民陈道高一家这个春节过得并不好，心情也很糟糕，一贯好喝酒和爱谈吐的陈道高显得少言寡语。这种情况其实从去年春节就已经开始了——因为这两年时间里，他们欠下了一笔两万多元的债务。

　　这笔两万多元的债务，是陈道高和他的妻子不断参与当地

六合彩下注欠下的。早在三年前，他们在辛苦致力于农活的同时，四处举债为他们唯一一个儿子建起了一幢两层楼房，并为他在邻村物色好了媳妇。现在，他们膝下有了尚不知人事的两个小孙女，可是，这同时他们需要比从前更加辛苦地种田来偿还欠债。

　　而且谁也不敢肯定，在这笔债的基础上，新一年里是否可能因为某种“意外”而逐渐增加欠债数额——如果陈道高夫妻在他们儿子出门后依然会坚持去下注六合彩的话。

　　为“彩”痴狂

　　2005年春节，陈伟华曾对父母下注六合彩表达过强硬的态度。在上海打工七年逢年回家的陈伟华那一年没有回家与父母团聚，而是和妻子跑到浙江老家去过年，过完年就回了上海。

　　陈伟华说，那一年春节他之所以不回家，一是要帮助妻子逃避计划生育——他们很想有个儿子。另一个重要原因是，他为向来只知道埋头干活的父母出人意料地欠下一笔数额不小的赌债感到愤慨，因此不愿见他们。

　　但是无论在上海还是在浙江，他都为他的父母感到担忧，因为他无法知道什么时候债主会上门催债甚至逼债。陈伟华是在2004年冬天才知道陈道高夫妻参与六合彩赌博的事情的，那年，他在城里工作的妹妹打电话把这件事告诉他，说陈道高为此夜夜无法入睡。因为欠下近万元债务，陈道高夫妻的生活陷入窘境，情绪很不好，甚至为此病了一场。

　　那年春节前，陈伟华抽空回了一次家，给陈道高做思想工作，甚至与他的妹妹一同跪求他不要再参与六合彩赌博。

　　那时陈道高允诺儿子从此不再下注六合彩，专心务农。但是当陈伟华离开之后，陈道高没有履行他的诺言，他和他的妻子继续研究着镇上“庄家”派人走村串户送来的“码报”和数字。即使陈伟华后来拒绝回家过年，他们也没有停止。

　　2005年春节后，陈道高成为他们村研究六合彩赌码的“行家”，对于“码报”上显示的图像含意与数字推算有着独到的见地和心得，他常常把自己获得的感知告诉周围的人，让他们去下注。

　　2005年，在原来欠债一万多元的基础上，陈道高依据研究成果下注，赢得了七千多元人民币，但仍欠下了五千元。这些欠债事实上根本用不了两年时间，往往只是在短短数小时之内欠下的。陈道高说，他有一次看准一只赌码后，与妻子决定下注五千元，结果血本无归。

　　由于欠债，陈道高通常无法拿出现钱去下注，但是当地的六合彩“庄家”非常了解和同情农民们的拮据现状，允许他们“打欠条”或“口头下注”，而这种下注方法也极简单，往往只需打个电话报个赌码，不需要人亲自到场下注。这给了陈道高参与的空间，他的欠债几乎都是在庄家那里打了欠条的。

　　他的儿子听说后感到很失望。但是今年他不能再像去年那样跑到浙江去过春节，他妻子已经生下女儿，他也知道赌气并不能解决负债问题。因此他回到家里，这个春节让他过得提心吊胆，他说，“我怕有人上门催债闹事。”

　　他也不再像从前一样，把在上海打工赚到的钱如数交给陈道高，他认为那样无异于是对父亲下注六合彩进行财力援助，最终会是一文不剩，所以他把家里该添置的东西都添置上了，需要的东西也由他一手操办。眼下砌围墙的人工费用，就是由他支付的。

　　陈道高告诉本报记者说，2006年他决心不再赌了，再赌他就会对不起儿子和女儿，“他们给我下过跪的。”

　　2006年的允诺会否像2004年冬天一样对儿子只是一种敷衍，陈伟华说他不敢确定。因为有他呆在家里监守，陈道高夫妻不会让儿子伤心，送“码报”上门的“庄家”也受到了他的警告和劝戒。但他表示担心，也许离家之后，陈道高夫妻又会重新去赌。

　　农村沦陷

　　事实上，陈道高的允诺缺乏有力的兑现环境和基础。在他的周围，几乎人人都在专注六合彩，尽管他们同样没有因为下注六合彩发过横财或讨到过任何便宜，但毫无疑问，积极参赌的农民们均会热心帮带一批人，地方上已经出现全民聚赌的现象。

　　之前五十多年间从来不赌博的陈道高夫妻就是由他的一位妹夫带动起来的，而且加入六合彩行列后两年间均没能拔出脚来，为那些输掉的钱，他们并不甘心。

　　“我也在赌，”为陈道高砌墙的一位同村农民对本报记者说。这位卖豆腐的农民现在已不再卖豆腐，也不再做其他生意，除了种几亩田，不可缺少的开支就是下注六合彩。他说在两年多时间里，他没有输过大钱，但也没有赢过大钱，并且在新一年里他明确表示，2006年他会继续参与六合彩下注。

　　“为什么不赌呢？”他说，“我觉得根本就不可能不赌，改不掉的。”

　　他给了本报记者一个数字，他们村总共有一百多户人家，“百分之九十八点五的人都在赌”，而据他所知道的，在当地区域的所有村庄里面，人人都知道并且热衷六合彩，这些人可能并不富有，但是，他们仍然愿意这样做。他甚至把话头指向市区，他说，城市里面也有人参与。

　　不过这位农民否认六合彩对他们的生活和农事有影响，他说只是需要耗上一点时间，比如下注时探究赌码得费一番功夫，为此有时候他们会召集本村许多“业内人士”进行专项座谈交换意见。

　　但是在谈到平均一年他们村有多少资金流失的问题时，他与陈道高发生了分歧，陈道高认为有60万元，他则认为没有这么多，应该是20万到30万元之间。

　　通过本报记者的深入了解，在江西的许多农村里，全民参赌六合彩造成的资金流失眼下并没有一个确切的统计数据，但是六合彩在农村几乎已经成为农民生活的一部分。这种情况下，农民手里的钱不外流或不被“庄家”非法聚敛是不可能的。

　　几乎一个村里就有一个“做庄”的，而在一些乡镇中心则可能同时出现几个“庄家”，陈伟华说，只要有五万元资本金在当地就可以成为一名庄家，而做庄家的好处在于，赔付风险小，小额赔付通常均可以如期兑付，如果遇上大额甚至巨额赔付，通常会出现庄家外逃的事情。据说，在过去一年间他们那里就发生过这一类事件。

　　江西农村六合彩流传的深广度让人吃惊，在1月22日本报记者由上海抵达江西的客车上，一位在上海定居的妇女向记者提及，她先后两次通过电话让在江西的亲戚为她下注，前后欠下了两百多元钱。而一些离家外出打工的江西本土人，则经常通过电话参与江西农村的六合彩赌博。

　　“我去过一个镇，那里的情况很糟。”江西省上饶师院副教授汲军对本报记者说，在那个镇上，有一位省吃俭用的老太太参与六合彩赌博后，有着惊人的投资观点，她认为但凡投资总会有风险，不能保证发财，但是总需要试试，碰碰运气。

　　同样是在这个镇，一位姓祝的当地居民告诉本报记者，每逢下注和开码的时候，街道上的店铺会全部关门歇业，“知道为什么吗？因为都关心六合彩去了。”

　　对于这种聚赌现象，公安执法部门显得一筹莫展，尽管他们会进行一些间断或不间断的打击，但是收效并不理想。陈伟华说，据他所知，有时候镇上会出动一些警力抓人，但抓到庄家后罚点钱就完事了，出来后一切照旧。整个省或地区并没有对此进行一次专项的有规模整治。

　　在江西上饶县公安局法制科，一位官员对本报记者说，他们曾对辖域内的聚赌现象进行过突击行动。但是这种执法并不能对六合彩形成致命的打击，至少从目前来看，当地的六合彩聚赌现象依然有增无减。

　　“大城市为什么没有人去赌六合彩？”陈伟华说，“因为农民的钱好骗，大家都不动脑子想问题，农村里的人都很无知。”

　　“农民穷，想通过那玩意儿发财，又普遍文化程度不高，加上信息闭塞，没有官方的彩票进入农村，”中国管理科学院研究员黄福宁对本报记者说，这些都给六合彩的进入提供了缺口，而六合彩的出现，也会使农民的财力方面出现问题。

　　黄福宁认为，六合彩的出现是一种社会财富的再分配，而这无疑是残酷的，他说，资本积累就是一种将零散于个人手中的资金聚集成一个ｃａｐｉｔａｌ ｐｏｏｌ（公司性资金模式），无论形式上如何。

　　而对于这样一种社会财富再分配，仅靠限制管理是做不成事情的，黄认为，听其自然为好，因为每个人都是经济的，只要那些喜欢玩的人自己吃亏了，一般就不会再来，而对于那些顽固分子，这是符合达尔文的自然法则的——应该被社会淘汰。

　　章剑锋

　　

中国经济时报商业周刊

房地产部记者。

　　我正在努力让自己具备一个年轻人应有的品格：真实，真诚，深刻，深度，有血有肉，有批判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