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转变”考验地方政府

　　东部沿海工业结构调整见闻

　　历经10年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中国沿海地区仍面临新一轮产能过剩、增长放缓的局面。“十一五”发展规划启动在即，沿海地区切实推进经济增长方式与政府职能的“两个转变”，将对地方政府是一种考验。

　　记者在浙江、福建等地调研期间，政府官员、企业家和经济学家老话重提，国内水泥、钢铁、化纤等行业近年来投资过盛的根源在于政府的政绩考核体制和投资政策体系，高投入、低效益的传统增长方式转变困难的背后是政府职能转变的不到位。

　　价格普跌下的增产热潮

　　水泥、钢铁、化纤等行业早已显现投资过度、价格普跌之势，却仍在增产扩能，引发了业内人士的担忧。

　　据统计，近两年，仅浙江到外省投资发展新型干法水泥的企业就有30多家、投资规模达100多亿元。国内水泥行业自2005年第二季度开始就已步入不景气行列，价格一路下滑，从2003年的每吨最高500多元跌至目前均价200元，许多企业已经在亏本经营。

　　记者了解到，这种状况在钢铁行业更加普遍。上海钢材市场自去年9月以来，热轧卷板、冷轧薄板、中厚板、镀锌板卷、无取向冷轧硅钢片等品种的价格持续下跌，去年年底，普通螺纹钢的吨价跌破3000元保底价，滑向2800元的价位。

　　据中国联合钢铁网的数据，我国2001年至2005年钢产量年度新增量分别为2213万吨、3122万吨、4009万吨、5011万吨、7000万吨左右，钢铁产能急剧释放与价格普跌之间的对比鲜明。

　　记者发现，在化纤行业情况也相似。

福建省经贸委办公室主任翁其华说，化纤产品利润走低，一是和石油、石化中间产品价格提高有关，但主要还是近年来化纤行业的投资过热过快造成的。

　　据统计，2001年至2004年间，我国化纤聚脂产量由1000万吨猛增至1400万吨，2005年则超过1600万吨，呈现“井喷式”增长。

　　导向缺失遗患产业发展

　　高消耗、低效益的传统经济增长方式不符合市场经济的资源配置规律，大起落、非理性的产业布局折射出市场导向缺失的隐患。

　　业内人士指出，投资过热表面上看是出自各地加快发展的愿望，其体制性根源则在于政绩考核体制和企业投资政策体系。现行的政绩考核体制比较偏重于经济增速，因此每当地方党委和政府换届之后，一般就会出现经济增长和投资增长的双高峰。

　　浙江省经贸委一位负责人告诉记者，地方产业集聚发展日益明显，许多企业在经济扩张时跟风投资和盲目投资，项目投产之日往往成了亏本生产之时，这关键在于缺乏理性的企业投资机制。

　　中国人民银行杭州中心支行行长周业樑说，导致企业重复建设的另一个“诱因”是劳动力、资金、土地等要素成本过于低廉。地方政府现在仍在招商引资时大打土地价格优惠牌，两三万元即可获得一亩土地几十年的使用。“只要土地一升值就有钱赚，而投资是否有效益已成为次要因素。要素价格不合理还造成企业低成本竞争优势，强化企业数量扩张、规模扩张的行为，失去了技术创新、改善劳动环境的动力。”

　　针对纺织化纤产业上游的失控，浙江荣盛化纤集团副总经理俞传坤告诉记者：“一是化纤协会等有关方面对产业发展的认识不够，没有及时出台‘刹车’措施；二是化纤行业技术门槛降低，直接导致众多企业盲目跟风，最后整个行业规模难以控制。”

　　据了解，最近一轮的

宏观调控启动之前，浙江省政府出台相关措施对一些行业的发展进行政策引导和规范，先后清理钢铁项目36项，其中暂停14项、取消立项14项。但由于经济发展梯度性的客观存在，上海、浙江等东部沿海地区淘汰项目往往成为中西部地区的“座上客”。

　　浙江省发改委副主任刘亭指出，最近中央提出要建立有利于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体制，“这说到了点子上”。下一步的问题在于怎样建立市场导向体制，这种体制具有多大的导向力。

　　“两个转变”同一“切口”

　　

浙江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史晋川教授告诉记者：“我国从‘九五’就提出经济增长方式转变，10多年来，不但没有‘转’过来，问题却更严重了。宏观转变需要微观基础，关键在于地方政府职能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没有转变过来与地方政府行为有关，在地方利益保护和在政府的管制、保护下，才会出现当前的钢出厂价高过市场价、钢铁企业‘弱者生存’的怪现象。”

　　厦门大学经济学教授李非说，正常的市场调节一定会出现正常的工业结构调整。而目前我国工业结构调整进展不顺，首先是市场机制不完善导致的；其次是政府干预不恰当造成的累积问题。

　　浙江三狮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姚季鑫认为，尽管政府职能“缺位”与“越位”现象谈了多年，现实中“部门调控产品价格”的现象仍然不少。新的政府职能定位需要超越地方和某个部门的层次，真正致力于公平和法制环境的创造。

　　业内人士还普遍指出，扭转企业盲目投资、粗放利用生产要素问题，就必须纠正资金、土地、劳动力等生产要素价格被人为扭曲的现象。如掌控着地方土地价格的各级政府不能一味低价招商引资；此外，劳动力一方在市场中处于卖方弱势地位，企业处于买方强势地位，劳动力价格制定中需要政府的积极介入。

　　福建省经贸委一位负责人提出，政府行政调控的目标是实现社会利益最大化，而企业发展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两者趋向一致，政府要有合理的引导与控制方式。一方面，要完善财税等政策的引导作用，如发展循环经济，就需要制定有利于节水、节电、节约原材料等资源节约的政策；另一方面，要加强政策控制，对消耗高、污染重、技术落后的工艺和产品实行强制性淘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