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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洪波
我数不清自己开过多少会，也数不清自己见过了多少会。经常，当我要找某个人时，人家正在开会；当然，别人找我的时候，我正在开会，也是常有的事。大致上，如果你要在工作时间找到某个负有一点点责的先生女士，那么十有八九的希望应当寄托在会场。
前些年刘震云有一篇中篇小说《一地鸡毛》，描写机关工作者“男小林”的生活。后来冯小宁把这部小说改编成电视连续剧，印象最深的就是每集片头一出，就是局长缓缓的声音：“同志们，啊，现在开会……”，这声音一直伴着片头放完。这个片头设计，让我过目不忘，觉得它很得社会生活的神韵。
很多年前就有“文山会海”的说法。文山如何，我不知道，因为我虽然有时不免与“文牍”打一些交道，但究竟不能（也就是无需）接触许多文件，不能体会有看文件和写文件、发文件之需要的同志们案头如山的感受。会海如何，我却是知道一些的，一是自己开的会不少，二是从报纸上电视上看到的会更多，那些会比我作为与会者开过的会都正规许多。
电视上、报纸上的会，都不是随时随地能够开得起来。我接触过一些会议筹备人员，光是准备文字材料，就要花费好多人相当长的时间，不过报纸上电视上能看到的只是“圆满完成议程”的大会盛况，其间必然有主持人、报告人、热烈掌声，得出一些“会议认为”的结论。这使我觉得，一个会议开成怎样是可以预计的，议程总是圆满完成，既表明了议程计划的存在，也表明会议总能够在符合计划的情况下结束。
我所知的惟一违背了初衷的一个重要会议，发生在1959年的庐山。据说这个会议本来要纠左，要把问题讲透，气氛更要像神仙。后来彭德怀上万言书，其中有“小资产阶级狂热性”之类话不中听，这就纠不成左了，问题也不许讲了，反党集团一揪，大家神仙也当不成。为什么一个“小资产阶级狂热性”的说法，就足以把本来要纠左的会开成反右倾的会，我到现在也弄不懂，我只从中知道，会议如果不能按预期进行，后果是何其严重。
除了这个会，我没有听说还有哪个重要会议发生过类似预期之外的变化。我看到的情况是，一个地方要开重要会议，初期议程就会有主题报告，在报告基调之内，与会者都能结合自己的实践踊跃发言，为基调加上具体的注脚。会议结束了，精神就再次通过会议不断地传递、复述，这往往被称为“贯彻落实”，这两年才有人谈到“不能用会议落实会议”。
会议的传递性，是主席台不断变换的过程，高一级会议的听众在下一级会议中坐在主席台上。有时，我看到很多局长或者处长一起坐在台下听着，会设想此时他们的心情如何，他们其实都是有自己的主席台的，当他们作为听众的时候，角色变化会使之产生何种行为呢？ 这简直是一个深不可测的问题，因为没有人谈论过，也没有看到任何有关这个问题的测试报告。但我看到会议好像具有一种特殊的情境制造功能，使得一个习惯于坐主席台的人能在听众席上没有心理落差，落差的消失显然与职级比较有关，它代表着与会者对职级秩序的认同，当所有局长处长都坐在台下时，就不会产生心理失衡，而且因为所有出席者都是局长处长，某种程度上使人对自己处在聆听者地位产生某种“受到特别信任”之感。
开会，最重要的是精神。“精神”代表着会议对事情的一种看法，它将被映射为所有人的大脑之中，变成他们对事情的应有看法，所以精神一般是要“原原本本带回去”的。但大量时候，这些精神已经在材料袋中了，所以开会认真不认真并不见得特别有碍于精神的携带。至于精神的实质，那还需要认真领会才能掌握，这就可见精神实质的掌握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个人理解能力方面的资质，也未必与开会认真不认真有关。所以，人们有时赞扬那些千方百计逃避会议的人，例如有人设“开会秘书”，专门代替自己去开会，就很受赞扬，还有人不专心开会，在会议期间仍然做其它工作，也很受赞扬。
但有一些不认真行为会大受抨击。2003年有过新闻，南京市召开一个大会，300人济济一堂，20分钟过后就鼾声四起。2005年又有新闻，一个耗资百万、数千人参加的全国性会议在山东滨州召开，大会开幕几分钟后，会场就鼾声如潮，此起彼伏。这种会场打鼾的情况实在少见，它的出格之处不在开会走神，而在于未能以合宜的表现配合会议。
这表明，会议是需要出席者配合的。作为一个出席者，无论认真不认真，都有责任表现出会场情景所需要的姿势、动作、表情以及神态，打鼾显然不是一个可以使会议显得成功的行为。同样，醉醺醺、东倒西歪、不拿笔划线、呆坐不鼓掌、讨论不发言等等，虽然不如打鼾这样过分，也都是有失配合的行为。归根结底，不论一个会议必要不必要、重要不重要，只要开了，它就是一种需要配合的仪式，有失配合是绝不合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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