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伍立杨
董仲舒曲解孔子，杂糅阴阳五行——木、火、土、金、水五种物质及其作用来解释时令、方向、神灵直至道德、国家制度及帝王系统。在他之前，秦始皇对于民间思想苗头和知识者的思考，采用的是大扫除的方式，以严刑峻法辅之，董仲舒却串解演化，以他那套杂糅的学说为帝王服务。即要讨皇帝的欢心，又要顾及他自个的目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但他尊崇的儒家，经他解释规限以后，还有多少活力和原汁原味呢。天人相类，天人感应，有多少合理性？基本上是天壳海盖，随他乱扯。自汉代以后，儒学的蟊贼又是“打着儒旗反儒旗”，从李斯、董仲舒到两宋理学家，是活力生机日少，而规条禁锢日多，且教条、僵化日益进逼内心，这些人对儒学的戕害最大，庙堂上的冷猪肉得势，历代真的有活力的思想，往往因受过度打压或遭人误解而不得不走入“地下”。
而扶摇成为“正统”假儒学，反而得以招摇过世，成为唯一的意识形态。董仲舒那玄之又玄，似通非通的天人相类、天人感应，至今又有学者煽情奉之为宝典。可是，当钱钟书受凉病重、多疲气促时，他说：“痰涌气寒每日减为两次，董仲舒知之，必曰，与潮汐相应，大讲天人之故矣”（乔象钟《回忆钱钟书》），嘲之不留情。
先秦时期，互相激发，互相超越，同时也互为补充的诸子百家，由此灿出的学术光芒，为后世学术的发达奠定了深厚的思想基础，后世学术虽然不得不走入“地下”，成为在野派，但作为人类伟大不朽思想学问及书籍，其崇高而永恒之特质，只有地球上之山脉形势可以近似。
西汉以后，儒学情形不堪，至明太祖和清朝康、雍、乾三代，都假借儒学之名，行专制之实，这跟作为个人实体的可以争论颇有活力的孔子本人的思想，又有什么干系呢？后人的作伪作恶要两千年前的老祖宗负责么？可谓冤枉，可谓荒唐。那么，社会与时代的悲鸣，推究到思想形态上该谁负责呢？难道也是孔子本人么？对此，南怀瑾先生以为，“孔家店开得太久了，两千多年的陈腐败烂，都被前古那些店员们弄得霉滥不堪，还要硬说它是好东西，叫大家买来吃，这也是很不合理的事。”南老先生进一步认为，将老古优异思想洗刷革新即有大用，“若随便打倒，那就万不可以。”南老比之为五谷杂粮，除非成仙，否则不食五谷就要没命，牛排面包也可充饥，到底还太稀松了，不习惯的，还会消化不良。
五四时期的打倒孔家店，就是不分青红皂白，一律扫除，直到批林批孔，最后都集矢于孔子，真正的儒学蟊贼反而逸脱。这种与辨证法严重背离的极端悖谬思维，早在二十世纪一零年代初，戴公季陶先生就指出其反理性反辩证的荒诞。他的出发点与后来的南老言论有同然的地方。
戴公说，当时学界与民间，对孔子颇有微词，乃是受人牵连，袁世凯以万罪之躯，思引孔子为护身符，尊孔之令下，“于是人民又以恶袁氏之心，益增轻蔑孔子之度。”戴公又说“尊孔之令，实醉翁之意不在酒，于孔子人格无关，于孔子之学术道德无关……”
历史上的学霸、权臣、奸佞、皇帝、军阀，少有不以孔子为挡箭牌的，至引起二十世纪初思想界之激烈反弹，由反感痛恶现实中的坏人、而牵及孔子，最后竟发展到四人帮的斩断历史、唾弃一切历史上之有机思想元素。而儒家的“中庸”被子人曲解为八面玲珑的骑墙，儒学的社会批判精神被阉割为盲从权威……专制者乘虚而入，为何往往取得成功？
四凶时代，不但斩断历史，且无条件排斥欧陆自由理念、普世价值，其后果导致国人心态由排外而媚外，民族自卑感作祟，今日青年学人、青年作家，虽蟹行文不识一斗，却言必称博尔赫斯、雅斯贝尔、福柯……中国传统文化既已抛诸脑后，肾衰内虚。对外则狂拜迷倒，实则难以作平等、双向、自由的交流，邯郸学步，不知走回，根源何在？不只是科技的落后，真正的病灶，还在于传统良性思想完全黯然退出了社会生活之基本领域。其实科教的整体落后，也跟健全人文思想的陨落息息相关。失却了自身文化之根，则在渺不可期的世界大同以前，文化侵略“污染”依然是冷酷的现实。试一推察之，有不令人毛发悚然，栗栗危惧者乎？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