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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点追踪·聚焦规范国企产权改制（四）■本报记者张炜
对于国资委春节前抛出的《关于进一步规范国有企业改制工作的实施意见》，有专家解读称其为一个信号弹，目的在于试探舆论的反应。这样的理解显然不为过，因为目前尚未出台管理层增量持股的细则，尺度仍掌握在国资委手中。
对管理层持股提出怀疑的人有不少，而且能找到有力的案例作为实证。光大证券研究所的研究人士称，当年在深圳148家进行管理层持股试点的企业中，只有金地集团一家成功，另外147家都因为持股资金来源不明等不规范操作而告失败。再看管理层持股失败的案例，一度沸沸扬扬的郑州光明“回炉奶”事件也是管理层持股“激励的成果”。作为上市公司的光明乳业，2004年2月与郑州当地的国有企业山盟乳业达成收购协议，董事长王佳芬一改过去调总部“空降兵”接管的做法，反而保留原经营班底，并慷慨地授予以总经理董波为代表的高层管理团队10％的股份激励。结果，光明“回炉奶”事件给光明乳业的品牌带来严重负面影响，在广州、郑州、长春的产品销量分别一度下降三成、九成、六成，2005年前三季度光明乳业业绩下滑16．74％。
另一个典型失败的案例来自国内管理层持股“鼻祖”ＴＣＬ。有市场人士指出，当初为了激发公司高管的积极性，特别是调动ＴＣＬ通讯主要负责人万明坚及一帮业务骨干的积极性，ＴＣＬ集团在刚刚完成整体上市后不久，就冒股市之大不韪，于2004年9月把ＴＣＬ通讯分拆到香港上市。然而，ＴＣＬ通讯的股权激励并没有带来企业效益的提高，不仅ＴＣＬ通讯及ＴＣＬ集团在上市的当年就出现了巨额的亏损，而且就连ＴＣＬ通讯总经理万明坚率“旧部”也弃ＴＣＬ集团而去，最后投奔到了四川长虹。原ＴＣＬ集团董事、ＴＣＬ国际总经理谢安健，这位曾助万明坚管理团队赢得ＴＣＬ通讯10％股权的功臣，也随万明坚投奔了长虹。再看ＴＣＬ集团的管理层持股，若不是最新一次国有股权转让被叫停，其管理层持股甚至将超过国有大股东。ＴＣＬ集团去年前三季度亏损11．39亿元，难道也是管理层持股“苦心经营的结果”。或许ＴＣＬ集团可以将巨亏归罪于市场，但与同行相比其毕竟在2005年是失败者。
管理层持股是否会起争议，在倡导者看来，关键是“先规范，再持股”，大前提是不导致国有资产流失。但普通投资者的评价更注重管理层持股能否带来多赢，即能否因经营层戴上“金手拷”而推动企业长期价值增加。更确切地说，普通投资者在看到高管获得巨额激励的同时，希望上市公司能有更好的业绩让股东们共同分享。光明乳业尝鲜管理层持股，2004年年报披露，公司从二级市场购入股票奖励高管人员，以897497股流通Ａ股奖给了4位高管，其中王佳芬获得458697股。若按2月10日收盘股价计算，4位高管股票市值超过469．39万元，王佳芬持有的这部分股票市值达239．9万元。由于股票市值的缩水，光明乳业管理层持股的市值已较2004年年报披露次日的563万元大幅锐减。
对于管理层持股，高管是着眼于企业长期价值增加带来的财富？还是把眼睛紧紧盯在其它难以获得公众认可的地方？其一，廉价获取股权。Ｇ深振业将每股净资产由动态变为静态，管理层受让国有股权的价格在未来净资产每年大幅增长的情况下却是连续3年以2005年中期每股净资产为依据。其二，挪用公款或占用资金。伊利集团原董事长郑俊怀涉嫌挪用八拜奶牛厂的1500万元购买伊利的股票。其三，获取巨额高管激励基金。Ｇ农产品虽然设计了风险保证金制度，投资者还是认为其“明修栈道，暗度陈仓”，以有限的风险与约束来掩护高管获得“天价激励”。更多的上市公司连风险保证的前提都不设，名正言顺地设立高管激励基金。Ｇ广控算比较有自知之明，因业绩滑坡而主动将管理人员的2004年激励基金下调为500万元，只占公司年原计划提取的1600万元激励基金的31％。
投资者不禁要问，管理层持股后会随积极性增强而带动公司业绩提高吗？高管会如制度设计者所希望的那样关心公司股价吗？做足高管激励基金文章并以低价格买入股权，会不会是部分公司高管真实的目的。如果这成为高管们图谋管理层持股的首选意图，岂不是给高管们装肥自己荷包创造了又一次机会。
王佳芬曾就高管激励感叹说：“这几百万，拿了还不如不拿，惹了一身是非。”可见，上市公司管理层拿了巨额高管激励基金及持股后还是有压力的。实施管理层持股必须建立在规范的前提上，其规范不能简单地以没有造成国有资产流失作为衡量标准。既然推出一系列政策的目的是让管理层持股置于阳光之下，就应该让管理层持股的方案经得起舆论的挑剔。有上市公司老总慷慨激昂：“这次股改，一定要把管理层持股写进去。如果不行，还可以在全流通之后动用自己的基金来购买。”如此信心只有兑现为公司业绩的提高，才会使普通投资者信服。而若信心是靠窃取国家或公司利益实现，只会给管理层持股“抹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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