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重自我涂抹成长轨迹

　　TA即TransactionalAnalysis（交互作用分析），最早由心理学家艾瑞克·柏恩提出。

　　TA一个重要的观点就是把个人的“自我”划分为“父母”、“成人”、“儿童”三种状态，并且认为，这三种状态在每个人身上都交互存在着，构成人类的多重天性。

　　“父母”———指记录在脑海里的早期经验。孩子把看到、听到的父母（或相当于 父母的重要他人）的一言一行都记入“父母”中，如不能说谎、浪费是可耻的、不能信任陌生人等等。

　　“儿童”———指的是儿童天性里自由的东西，通常是指一个人想怎么做就怎么做，代表情绪化的需求和反应。

　　“成人”———符合现实需求的所做出的理性反应。对过去的材料进行分析，检查“父母”的资料是否正确？是否合乎时代要求？检查“儿童”，情绪表现是否适当？该以哪种情绪，以哪种方式发泄出来最安全等等。

　　这些状态一般在与他人交流互动当中表现出来。例如，如果一个人在职场中经常不恰当地以“儿童的自我”与人相处，遇到不如意就哭闹任性等等，可能不利于人际关系和个人发展。

　　当然，这“三重自我”并没有对错之分，只看你是否运用得当。理想的情形是，你能够自如地进出这三种状态。在跟别人打交道的时候，你能够敏锐地觉察到对方处于什么样的状态，需要自己以什么样的自我状态去应对。如果你应对得当，当然有利于问题和事件的解决及发展。

　　长幼次序写下经历脚本

　　■林红

　　柏恩有一句“名言”：自我状态是TA的关键，若是你不能分析出自我状态来，那就不是TA了。

　　我先后参加了TA交互作用分析学的两期课程，按照它的视角看待我的生活，我的生活竟然呈现出令人惊讶的状态！

　　自我状态的分析是TA的基本理论。该理论认为，任何人身上都会有三种状态：儿童自我状态、成人自我状态和父母自我状态。儿童自我是自己童年遗留下来的思想、感受及行为；成人自我则是针对目前现实的感觉、思想和行为的集合体；父母自我就是人从周围重要人物（如父母）那里所接受和内化了的感觉、思想和行为。

　　在第一期培训中，来自瑞典的ThomasOhlsson博士给我们讲解了三种自我状态的基本理论，带领我们进行自我分析。这次分析好像在我的心里投入了一颗炸弹！

　　我惊讶地发现，在我的生活中，很多时候处于儿童自我状态！比如，在和朋友们聚会的时候，我会非常兴奋，手舞足蹈、妙语连珠，十足是个“自由型”儿童状态；而在一个陌生人较多的场合里或是在权威的面前，我则表现为害羞的、胆怯的、不希望被关注的“顺应型”儿童状态。

　　这种状态在夫妻关系方面表现得更为明显。我刚刚发现，原来，我和老公一直不像是夫妻，更像是一对父女！我曾常跟朋友夸耀老公好，因为他宠着我，放纵我的任性。他会包揽下大部分家务，致使我到现在还不会做饭；他还会把妻子该做的一部分工作“抢”下来，比如带孩子睡觉、哄孩子吃饭什么的；有什么好吃的，一般也都是我和孩子享用……原来他的这些“优点”，现在都成了“证据”，来证明我们像是“养育型”父母与“自由型”儿童的关系。另一方面，在遇到矛盾时，他就会沉下脸来，严厉地斥责我，而我呢，就会缩进“蜗牛壳”，要么就不说话，躲在一边生闷气，要不就一个人跑出去……在这个时候，我们又变成了“批评型”父母与“顺应型”儿童的关系了。

　　这一发现让我痛苦异常，因为在我的心目中，夫妻关系应该是成人之间的，而我们为什么是“父女”呢？“他爱的是一个孩子”，“他没把我当妻子”，“我们之间到底是不是爱情”？这些话开始在我的心中翻腾。我久久地思索我们俩为什么是这种状态。

　　我追溯到自己的童年，我是家里最小的，是所有人宠爱的对象，可另一方面，因为我最小，也是最缺乏力量的一个，遇事总有父母兄长替我担着；而我老公是家里的老大，下面有好几个弟弟妹妹，父母对他的管束很严格，这些，都为他今后的成长写下了另一个脚本。

　　看到了两个人的成长轨迹，内心里一度感觉很复杂，好像自己生活呈现的是一种“不正常”的、需要“改变”的关系。

　　我是带着这样的困惑参加第二次培训的，其间有一句话对我触动特别大。“没有哪一种自我状态是好的，哪一种自我状态又是不好的，关键在于能否以合理的方式运用，以及在某种时间、场合中，自己的感觉是否舒服。”

　　我突然悟到，我为什么非要排斥儿童自我状态呢？比如他是“养育型”父母，而我是一个“自由型”儿童的时候，我是非常快乐的，因为我又体会到了小时候被家里人宠爱的舒服感觉了，而他看我和儿子那么开心，也是很享受“养育型”父母的状态的，这有什么不好呢？

　　当然了，当他又摆出“批评型”父母的架子时，我如果顺应他，又回到小时候“顺应型”儿童的状态来，我们俩就真的很不舒服，这时候，我需要想办法改变一下。这时，我可以转换到成人自我状态，告诉他我的想法和感受，让他知道，他这样对待我，我很不愉快，我以成人的态度对他，他也就会从父母状态中跳出，以成人的方式来处理问题了。

　　所以说，TA交互分析理论不仅教会了我随时看清楚“现在我是谁”，更教会了我弄清“现在以谁的身份出现是最舒服与合适的”！

　　父母为我的未来打好底色

　　■柳絮

　　自从我辞职以后，家里便充满了父母的长吁短叹，无形中“回家”渐渐成了我最恐惧的事。于是，我躲着这两个字，用有事、谈项目等等借口搪塞着。但每次，电话中传来父母失望的声音时，自责、内疚的感觉又从另一个方向伸出手来，哽得我的喉咙难受。这辈子，我和父母的关系似乎就是如此了！每当想到这个事实，我都感到深深的悲哀和无奈。

　　就像一个做家庭治疗专家所说的，我的家就是一块巨大的口香糖，在我触摸它的那一刻，会瞬间将我裹挟进去，使我深陷其中，不能自拔。甚至，当我都逃开它很久了，身上还摆脱不掉那黏糊糊的痕迹。正因如此，我曾深刻地厌恶自己，觉得自己这辈子没法再摆脱阴郁的影子，很想自暴自弃地将这一生赶快混完算了。直到那天，我听到了这样一句话：“一个人的生活状态，一个人将如何死亡，都是由这个人自己很早就决定了的，并且也只有他自己才能改变”。

　　这话来自我选学的一个心理培训课程。这话让我难受了很久。它让我觉得原来自己确定的世界一下子变得模糊了，好像既定的一切并非如此。当然，世界究竟是怎样的，我也不清楚……

　　只是突然感觉自己居然可以是主动的了，可以“决定”自己的命运了！这种的“发现”，让本已经“绝望”的我又想笑，又想哭泣……

　　柏恩说：人有三种自我状态———父母自我、成人自我、儿童自我。人在清醒的时候总是处于某个自我状态上。在父母面前，我的儿童自我是如此的明显。尽管，我现在已经是而立之年。

　　努力回顾和父母的交流过程，我发现他们总是能很准确地刺激到我，让我回到某种沮丧的状态里。有人说，亲人之间是不设防的，我还很想补充一句：亲人之间的互相伤害也是最准确而刺骨的。因为，在你幼年时期他们就早已为你的未来打好了“底色”，而那时的你一无所知，只会接受，而不懂得辨别。

　　我想到老师让大家做过的一个练习：想像自己7岁时一个典型的场景。

　　当时，我的脑海中浮现的是我一个人落寞地躺在床上，空气中充满了无聊和绝望的味道。父母在厨房里忙碌，我们之间没有关系。我刚刚发现，原来我从很小的时候起就是孤单的。我和父母生活在两个世界里，除了物质上的联系，他们传递给我的都是对未来的焦虑和担忧。

　　我的耳朵里总是充满父亲悲哀的声音：“你没有兄弟姐妹，以后怎么活啊！”我是当时为数不多的独生子女，有不少小朋友都羡慕我独一无二的待遇，但是他们不知道正是这个铸成了“悲剧”。因为我接受了父母的忧虑，多少年来我一直感到自己的生命是无助的、软弱的，是根本没有力量成就自己的。尽管我上了北京的大学，有令人羡慕的工作，我的同事、朋友、领导都会肯定我的业绩和头脑，可我的每一个日子似乎就是在等待一个悲惨预言的来临。

　　直到现在我才明白，这就是我早年的一个决定：等待痛苦的日子，每天活在绝望里。而且，我还发现了另一个自我保护式的决定：和父母隔绝交流，不让他们影响我。

　　我决定从改变自己开始，让“成人自我”率先成长起来，来看到希望。我邀请朋友和我一起对我的职业发展做了分析，发现自己并不是那么糟糕，可以期待的日子还有很多很多。有了信心之后，在朋友的支持下，我开始主动地发展自己。

　　然后，我准备去接近父母。我发现这真的很难，因为他们只要几句话，几个担心的问候就能把我推回到原来那种绝望的心情里去。但我知道，这一次我不能放弃。我选择了实话实说，我要让他们了解我。那一天，我告诉了他们我的感受，我告诉他们我需要的支持。这些话其实已经和朋友们说过很多遍，但是一到了他们面前，说起来似乎就特别地艰难。我冒着汗，声音颤抖，坚持着，几乎筋疲力尽、口干舌燥。而我的父母也没有太多的反应，他们只是解释，他们是为我好。这又让我内疚，他们都这么大岁数了，我还和他们争个什么！

　　那几天，我几乎被沮丧和绝望的感觉淹没了，父亲再来电话问我是否回家过年的时候，我就又开始编造谎言。然而这一次电话结束的时候，父亲却不同以往说了句“祝你快乐”，挂上电话的一瞬间，我的泪水夺眶而出。

　　那一天，我一个人大哭了一场，因为我知道我和父母几十年来的关系模式正在一点点地改变。这改变背后种种酸甜苦辣，种种艰辛感慨，我一时说不清，也可能永远说不清。但是，在那一刻有一点我非常地清楚，那就是在我的生命中第一次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希望！

　　从那以后，我的世界真的变化了，我开始重新进入自己的生活。我发现我的父母是乐观和开朗的人，并非如我想像的那样，总是阴云密布，而相反的，他们的生活中时常充满

幽默。我发现自己的生命也不是如我想像的那么无奈，我的未来有许多种可能，由我的努力和机遇来共同决定。

　　当我对自己的生活有了决定权和控制感的时候，我才真的觉得自己长大了。虽然这长大迟来了许多年，但是，它终于还是来了。这个过程让我懂得了如何去检视自己，如何去把握自己的命运，也懂得了如何去坚持和看到希望。

　　办公室里的儿童游戏

　　■晓芸

　　在TA培训班上，柏恩的观点：“一个人在幼年时就决定了自己要过怎样的生活。”不禁让我想到与Z先生一起共事的经历。

　　那时，我在一家教育机构工作。Z先生是这个机构的管理者。最初，我对他的印象并不清晰，后来有一段时间，他不断地出现在我的办公室里，一坐下就聊半天。他踌躇满志地勾画对机构的美好设想，倾诉他目前最大的障碍———他的副手总是在老板那里拆他的台，令他非常苦恼，另外，员工张三、李四、王五、赵六如何如何不能胜任工作，使他的设想无法实施……他的谈话让我感到他非常无辜，很快地，他就唤起了我对他的同情，让我产生了帮他一把的愿望。

　　我还能够感觉到，我的一些想法常常能在他那里获得共鸣。这种共鸣让我觉得，在事业上我们可以成为很好的伙伴。于是，我开始积极主动地与他配合，主动提建议，发现他的失误也会直接提醒他。

　　然而，接下来的合作却不那么简单，事情的发展出乎我的预料。

　　我发现，他并不真正能接受别人的建议，哪怕是善意的和温和的。比如，我告诉他，××目前工作没有进展，不是由于能力差，是因为他非常需要支持。可Z会瞪我一眼，马上回答，××一贯如此，我自己还需要支持呢！再比如，我指出目前广告不力的原因，和可能采取的办法，他也许觉得我说到了要害，刺痛了他，立刻回敬我，你觉得什么方法好，你可以自己去做，我不能受那个累。

　　起初，出于创业的热忱，我可能并没有过多注重提意见和建议的修辞，后来，我经常检讨自己的说话态度，觉得自己并没有出口伤人，而且都是为了工作，并没有针对Z的意思，可他为什么就这么敏感呢！

　　而且，他一旦觉得受到威胁，对我的态度就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我们之间并没有什么大的冲突，但他不断在小事上刁难我。

　　记得那是初冬的周末，按计划我要做一个讲座。但是在我毫不知情的情况下，他竟然把讲座的时间提前，并延长了一个小时。离讲座开始还有三个小时的时候，我才接到通知，讲座的效果自然大受影响。就在我感到沮丧的时候，他的行为更让我不解。我们通常在一个项目结束后购买一些水果和小点心分发，他竟然当着我的面，把这些分给大家，惟独不给我，而且递到其他员工的手里的时候，还挑衅般地看我一眼。当时我完全被他的做法搞懵了，实在不明白，他为什么前后判若两人？

　　这样的事情开始接二连三的发生，我完全陷入了困惑与痛苦之中。

　　在学到TA理论时，再考量我与Z的互动关系，就仿佛看到两个儿童的游戏。

　　A曾经几次提到过他童年的一段经历。他三岁的时候，正是“文革”最动荡的时期，Z的家庭受到冲击。母亲为了避免年幼的他受到伤害，经常把他藏在陌生人的家中。在那个年代，一个出身不好的孩子要想在陌生的环境里获取安全感，只能采取两招，讨好他人、攻击他人，这应该是生命本能的反应。也许，他后来的做事方式源于童年的这段经历吧。这段经历形成了他最初的儿童自我状态。所以生活中只要遇到他认为有威胁的人或事情，三岁时形成的那个攻击性儿童自我状态就会自动起作用。

　　我的儿童自我状态形成初期呈现另一种状态。尽管当时正处于60年代的自然灾害时期，粮食奇缺，但我和我的两个小伙伴真诚相待、彼此关心。不论谁有了什么好吃的———那怕只是一块红薯，不论肚子多饿，都会叫上另外两个人，把红薯均等的分成三份，共同分享。在我后来的生活中，我都是以这样的状态与朋友相处的。

　　我与Z的互动中，在关系的初期，我处于成人自我状态，他是“顺应型”儿童自我状态，所以他会在我的面前表现出顺应和无辜的样子。而他的无辜状态，唤起了我的父母自我状态，于是我自愿为他提供支持和帮助。在得到了我的“理解”后，进一步迎合我，以巩固他的安全感。于是我的想法就不断地在他那里获得“共鸣”。

　　在不断得到他的“共鸣”的过程中，我的儿童自我状态被调动了出来，他成了我的童年伙伴。我开始真诚直接地表达意见，但我的态度一定又使他感到不安全，他的儿童自我的另一面就被呈现出来：制造事端，耍一些小手段。于是我陷入了困惑与痛苦之中。

　　我早已经离开了那家机构，并早已走出了这个事件的阴影。Z先生还在那个机构，据说还在重复着他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