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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解决中欧纺织品“压港”问题中扮演“关键先生”的瑞典工商和贸易大臣托马斯·厄斯特罗斯认为：“中国最重要的是要尽快提高工人的工作条件和生活状况，否则，欧洲和美国的政府就会因此而实行贸易保护主义。因为很多西方人会觉得中国是靠低工资和超工时来进行不公平竞争的。而这本身也是对自由贸易的一种侵害。”
国家劳动保障部劳动工资研究所撰写的《我国人工成本现状、问题与对策建议》（
以下简称《建议》）同样指出，以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的出口状况对改善员工福利已经“没有帮助”，这样的增长方式“必须做出改变”，否则“明显有悖于和谐社会的理念。”
长期以来，中国劳动力成本低廉的竞争优势，很大程度上是挤压了劳动者合理的劳动待遇、像样的生产生活条件和基本的社会保障而形成的。正是这些让“中国制造”名扬天下的竞争优势，使中国贸易顺差屡创新高。
事实上，靠低工资维持的增长对中国经济成长的贡献并不如人们想象的那么大。这些工厂的加工模式大多是“两头在外”，原料和销售都高度依赖国际市场，无法带动国内相关产业发展。因此，靠低工资以获得竞争力、保持庞大的低收入人群以增加积累，虽能获得暂时的经济增长，但决非长久之计。
在发达国家通过高工资集中优势产业，成为高附加值和资本密集型产品制造中心的时候，中国的低工资策略只能不断把很多低附加值的工业吸引进来，不仅利润极低，还受人指责。这是典型的“赔本赚吆喝”。在今年的纺织品贸易争端中，中国纺织品被指责“扰乱”了西方市场，可事实是中国只赚取了10%左右的来料加工费。在贸易摩擦中，实际上是我们一边在不断地“补贴”全球，一边还得不断为西方国家受到的少部分损失埋单。
最近，韩国全球经济研究院(IGE)对在中国的58位韩国企业人士进行过一项调查，结果发现，只有33%的企业家称投资中国是为获得廉价劳动力，而有52%人称投资中国是为了获得市场。
西方国家不会体谅我们的苦衷。在他们眼中，只认定一个事实——中国制造业产品价格之低，很自然地被认为“简直不符合商业逻辑”，甚至带着一种“野蛮竞争”的痕迹。抓住这个把柄，使他们找到了一个可以在未来很长时间内使用的“大棒”——像劳工福利这样的无形壁垒，很可能成为未来国外制裁中国产品时普遍使用的“软刀子”。
从近年的情况看，无论是纺织品还是皮货皮具，中国商品受到的限制似乎与“社会责任”、“劳工福利”这样的词汇关联。其实，这并非因为他们没有打算，而是因为“时候未到”。因为在中国为了加入WTO而做出的战略性“妥协”中，存在着三大不平等条款：在2008年以前，可以对中国纺织品服装产品实行特别保障措施；在2013年之前，可以对原产于中国的产品对该成员同行造成威胁或者造成市场扰乱为借口，对中国产品实施特保措施；直至2016年底的“非市场经济地位”则为对中国产品实行反倾销调查提供了依据。在这些条款的有效期作废之前，WTO成员国自然会最大限度地利用它们，而不用相对难以界定的“社会责任”壁垒。
然而在这些传统贸易壁垒减少之后，这些新的技术壁垒一旦实施，我们建立在低水平劳工成本基础上的竞争能力将大大削弱，长期以来我们引以为豪的“廉价劳工”优势将不复存在，从而给我国制造业以极大杀伤力。
瑞典工商和贸易大臣托马斯·厄斯特罗斯的话应该引起我们有关当局的反思。事实上，改善工人的工作条件，提高他们的福利待遇，该是决策者作出决断的时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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