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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陈明远先生研究，鲁迅一生的总收入相当于今天的人民币392万元以上。从“而立之年”起至逝世前的24年，鲁迅平均每年有16万多元进账，月收入9000至2万元不等。鲁迅一生“横眉冷对千夫指”，谁都敢得罪，我看却不怎么敢得罪钱，因为他知道钱是很要命的东西，没有钱就没有理由。
虽然胡适晚年曾经说过“鲁迅是我们的人”（据周策纵回忆），但是他们的政治立
场并不相同，鲁迅后期甚至可以说是与胡适根本对立的。可是看待钱的态度，今天被誉为“新文学天穹两巨星”的鲁迅与胡适，却是高度一致。唐德刚《胡适杂忆》说，胡适客居纽约时，“相当清苦”。连显赫一时的陈立夫，都只能在纽约郊区靠开小农场卖鸡蛋和辣酱谋生，胡适没有这门手艺，存款和养老金又花得差不多了，在美国的小日子当然不美。所谓“危难见真情”，这时候胡适吐露出来的“真情”，就是“不止一次地告诫”唐德刚说：“年轻时要注意多留点积蓄！”
为什么鲁迅与胡适都如此这般苦口婆心地叮嘱别人多留点钱呢？说俗些，这叫一分钱难倒英雄汉，钱不是万能的，没有钱却万万不能；说雅些，这就叫经济独立、经济自由。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一文指出：“正像达尔文发现有机界的发展规律一样，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即历来为繁茂芜杂的意识形态所掩盖着的一个简单事实：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李泽厚根据这段话，把“唯物史观”戏称为“吃饭哲学”，结果被人奚落为“庸俗”。我也认为他庸俗，而且俗不可耐，但是除了庸俗，我还觉得实在。马克思强调的是社会发展的经济基础，这个经济基础细化到具体某一个人身上，恐怕也是真理。
“托派”曾经是一顶名声很臭、很吃不开的帽子，但是关于经济自由，托洛茨基却说过一段非常精辟的话。他说，当政府成为惟一的雇主，“不劳动者不得食”的原则将被改写为“不服从者不得食”。有没有饭吃，不是看你干活没干活，而是看你服从不服从。服从就吃饭，不服从就喝西北风。
李敖说，他是“善霸”，不是“恶霸”。“善霸”经常干的活儿之一，就是仗义疏财。既然是仗义疏财，那就有“财”方能有“义”。如果说我口袋没钱，掏一个“公道”出来给你好了，这叫“仗义疏义”，听起来好听，可是不太管用，跟画在纸上的大饼一样。鲁迅和胡适之所以紧张钱，除了自己要吃饭，另一个原因就是以备一时“善霸”之需。百万富翁如鲁迅者，抽的烟竟是劣等烟，为什么？就因为他经常做“善霸”，路见不平解囊相助，仗义疏的财太多了。“有钱人”是连起来的三个字：“人”未必皆“有钱”；而那些“有钱”的爱钱爱得发昏的，却又未必乐意做“人”做的事。扯起来话长了，姑且按下不表。
（金陵／编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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